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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国宝，正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之醇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选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还是无法相比呢。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那能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甚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造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终日以泪洗面，是值得同情的啊。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她面前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反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宫保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桢皇帝，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像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已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皇叔祖）既然都一意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是弹指间事了。

高干子弟不知轻重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　Fundamentalists　），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初起时，以禁卫军总统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画将袁某暗杀之。这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宫保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　Kick　him　upstairs　），调良弼为上级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统禁卫军（袁的八三四一）。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宫保总归是他的‘老爸’，袁说一，冯不敢说二也。

军人干政。刺客横行

袁公保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上节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一月十六日，谋炸老袁不中，反增加了袁某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始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二岁小儿不敢夜啼的。我们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目前的名词叫‘解放’）。‘锡纸’是从香烟盒子里借用的。笔者儿时不乖，那时去古未远，我今日还记得我的‘奶妈’警告我说：‘革命党来了。’据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四十里。乖乖。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八十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十万军，强横的宗社党，就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掉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四十二人（后增至五十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很位。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公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附注：笔者早年服务哥大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