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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准备让尸体隐藏太长时间，所以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他为什么要怎么做？难道是因为他对那座残损的老石桥存有好感吗？谁也无法给出答案。支配凶手罪恶头脑内的那些可怕的思想使所有人都感到惶恐不安，说不定这思想本身也让凶手感到不安。

对死者身份的鉴定情况一开始便不容乐观。随着警察们对案子的深入调查，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似乎人性的某些阴暗面都在其中被扭曲甚至变形，固有的伦理道德的阵营就快被罪犯的暴行损毁了。无论是警察还是普通的市民，都在经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考验。

当然，于子劲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是一无所获。他们在现场找到一个咖啡色的女式挎包，里面有一把小钥匙和一个被火焰烧过的残缺的信封。信封正面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张禹玲，不过，奇怪的是这三个字完好无缺，笔迹还很新。这个女人难道就是凶手吗？目前还不能下此结论。经过一番粗略的调查，已断定确有其人，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只是在一些特定场合撞见过她。

从信封右下角的邮戳来看，此信发自本市，发信人的地址没有留下，而收信人的地址写得却很清楚：“广厦街二十号宿舍楼三○七室”。邮票残留下很小一部分，那是一枚绘有商朝青铜器图案的邮票。邮戳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一年，月份不明。警察们认真察看了本市二十多年来的新旧城区图，根本没发现哪条街巷叫“广厦街”。于是，于子劲认为：第一，此信是捏造的，但凶手是有很深用意的。他如此折腾（准确说是画蛇添足），一定是为了衬托“张禹玲”三个字的分量。进一步推测，案犯虽残忍杀害了死者，却没有毁尸灭迹的意思，就连放尸体的地方也是这样容易被人发现。这就不言自明，他千方百计想让警方知道有张禹玲这个人，代价就是死者的残躯。第二，死者的死与张禹玲一定有关系，但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女人极有可能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性格更是多重性的。她偷偷潜伏在城市的边缘，窥视着她的亲人和仇人，完全无视道义、法律的存在，自顾自捕捉她的猎物。也就是说，她比一头怪兽还不可理喻，她的对手亦在时时提防着她、搜索着她。

张禹玲很快就成为了警察们搜寻的重点，却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

在第二次检查那个装尸体的旅行箱时，于子劲意外发现箱子底部有一张很不起眼的小纸条。小纸条被血液黏住了，这或许是凶手的一个疏忽，也不排除是故意塞入的。于子劲进一步推测，这张纸条还可能同凶手从事的职业有关。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纸条后，将纸条清洗了一下，发现纸条上有一些文字，纸条好像是从一本书中撕下的书页。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是：

……三成：人知忧患成，人知善耻成，

……艰难成，否则禽兽而已。

这是一则非常精辟的古代良训，据此可看出此人对古文有些了解，像个有学问的人。假如这张纸条是出自另外一个人的手，也就是说这个旅行箱根本就不是凶手的，那这张纸条就说明不了什么了。

另外，对于凶手所使用的毒药，那简直是闻所未闻。警察请教了许多中西医专家，专家们都大感头疼和意外。后来，于子劲终于在一本非常古老的医学书上找到这么一种毒药，叫西虫散。据说是西汉末年从西北匈奴的一个小部落无意中流入中原的。西虫散毒性很强，其配方共需十种爬行动物的唾液，外加五种稀有野生植物的汁液，在一定的恒温下加热并调和，冷却后就成为了晶莹的颗粒状的物体，可长期保存。一旦使用，只需取少许溶入水中即可。对于这失传一千多年的罕见的配方，凶手竟知道，还能熟练地如法炮制，可见他在此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

此时，一个问题便摆在了于子劲的面前，那就是凶手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配制这种毒药呢？在当今社会，要找一种致命的毒药难道还不容易吗？但于子劲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因为据那本医学书记载，人体在服下西虫散后从药性发作到最终死亡需三五分钟，可想而知，中毒的人在死前作本能的挣扎时是何等痛苦，从生到死过渡的每一秒都充满了恐惧的因子。换句话说，凶手利用这短暂又漫长的瞬间享受了他的牺牲品给他所带来的*。当然，这个家伙作案的手段虽然非常残忍，更有着超强的自控能力，于子劲却分析出他在作案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可见他年岁不轻，身子也不强壮，或许还疾病缠身。不过，这全是他个人的推测而已。

在查案中，还有不少人前来提供线索，然而收效都不明显，反而让警察们感到更加困惑。于子劲从公安局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