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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均输。朝廷在京师设平准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13］；又设均输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14］。官方希望用此法使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使“转毂百数”的行商们不致轻易暴富。

尽管自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一直以强本抑末为重要国策，但实际上这些贱商抑贾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国家控制的官办工商业毕竟处于幼稚阶段，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产生种种弊端。例如盐铁官营后，产品品种不对路，质量又不好，“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15］；又，“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壹其贾（价），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16］。总之是盐铁价贵质次，百姓不便。在均输方面，常有官吏舞弊，他们“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17］平准方面亦存在问题：“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18］正因如此，民间的工商业才在官方抑制的缝隙中得以生存和缓慢发展。

其二，事实上，汉代官方主要抑制的还是影响到政府收入的巨商大贾，而无法去限制整个商业。即使坚决主张盐铁官办的桑弘羊，也还是个重商主义者，他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19］又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20］因此，在强本的原则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21］，也是西汉盛世的策略之一，它表明民间的商业活动是不可抑止的。

此外，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在农桑发达、和平安定环境下的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求富欲望。稳定的生产产生了巨量的商品，商品的积聚促兴了交通贸易的发展。

所以，西汉政府的强本抑末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消灭商人和商业（不论这是否是统治者当时的初衷），而是在保障农桑本业的前提下保护并鼓励了国家工商业，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民间积蓄起从事贸易活动的潜能，收到了“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效果，这一切都为汉武帝及以后中西交往关系的建立并走向繁盛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上述商品经济的条件之外，汉代农业生产水准的提高，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农耕用的牛，便是较早的交通动力。汉初马匹不足，“将相或乘牛车”。民间运输，两汉亦常用牛车。东汉顺帝阳嘉年间，“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22］。可见牛对于交通运输之重要。随着农业的发达，汉代畜牧业也受到重视。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等边隘地区，即注重发展牧业，使“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采取与民无禁之政策，“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3］。中原地区也呈现出一幅幅人畜兴旺、牧歌悠扬的图画。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陆地养马牛羊彘成千，“与千户侯等”，卜式“以田畜为事”。畜牧业受到这样的重视，以至于“民人给家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将牳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足见马匹之多。而马在交通上的作用比牛大得多，在战争上的作用更不待言。这也是农业经济的直接衍生物。此外，开山凿道所用力役、资金，也尽取自农人。凡天下承平，物阜民安之时，天子多出巡四方，所幸之地，即发民以治驰道，间接地扩大了交通网络。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又在边方深开小道，以避敌抄寇。各地方官吏，在使农耕勤作之同时，也注重修筑道路。桥梁邮亭是否得到修缮，已成为衡量地方官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24］。上述一切对于交通方面的建设，都必须在农民安定、生产发达的前提下开展。

◇欢◇迎访◇问◇BOOK。◇

第13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3）

水运交通亦与农耕有直接的关联。秦代即对水利极为重视。《史记·河渠书》载，秦国任用韩国水工郑国凿泾水，长三百余里，既可溉田，又做运输，秦因之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