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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还下过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农民盲目进城。广东省政府也出台过政策，要求坚决制止当时出现的所谓‘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决策层发现民工潮已经“堵”不住、也“挡”不了，这才顺应潮流，开始正面看待、积极引导这股人口流动的大潮。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3）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我采访时，用形象的“红灯…黄灯…绿灯”三阶段论，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变化──

“1958年以后，中国对待农民工，曾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我觉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还专门制定了城市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其中提出：除个别特大城市，其实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

胡鞍钢认为，改革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就是从“一国两制”逐渐转为“一国一制”。

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也说：“我们学者都希望中国是一种有序的城市化进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很多时候，城市化进程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民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他们认为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比务农更好的工作，他们就会涌入城市，此时，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调控手段更加有效。”

我和那位光膀子的绿化工的交谈，也吸引了他的工友的注意。

一位个头敦实的小伙子凑了上来。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种树这活很苦，为什么要离开老家？”

“农活更苦！”他咧开嘴，憨憨地笑着，“在外面，自由，在家，没劲。”

“你比他年轻多了吧？”我指了指光膀子的青年。

“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熟练地吐着眼圈，“我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鞋厂干了一年，每月工资一千二，但工作时间太长，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到一点。”

“为什么不干了？”

“跟他一样。回家结婚。”

“为什么不再回广东了？”

“广东那些工厂后来不要河南人了，说河南人爱闹事。”

“哼，他瞧不起咱，咱还看不上他呢！”光膀子的小伙儿插了进来，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大的中国，咱还怕没地方去！”

第九章　农民“的哥”（1）

“我跑过很多地方。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里，开的士的都是农民了，只有我们上海除外。北京的的士，大多数都是平谷、延庆等郊区的农民开；你去过广州、深圳吧，那里的的士都是外地来的农民开。上海比较排外，的士司机基本上都是上海城里人，不过，现在也有一些上海郊区农民在市区开车了，例如来自崇明岛的农民……”

──上海一出租车司机

他从广州新白云机场把我送到酒店，下车时，我问他姓名、电话，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上面有他的手机号码，落款是“张生”。

我知道，他姓“张”，但不名“生”，但我没有追问他的名字。“张生”是粤语“张先生”之意。尽管他来自河南周口农村，但已经在广州开出租车多年，入乡随俗嘛。

两天后，我给他手机打电话，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张生”准点来到酒店接我。他大约30岁出头，中等个头，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问他：“你每个月交多少钱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两家合租一套单元，一室一厅，房租分摊下来，每家各交200来块钱吧。”

“广州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我惊呼。

他一边灵活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来穿去，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住的地方位于不断扩张的广州新市区，原来是农村，当城区扩展到这里后，过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吃房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