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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日本透露一丝风声的“无情无义”的举动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恼火；另外，作为与中国一

衣带水的邻国，地缘政治上的隔绝与真空又让日本的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已。在

这种“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邦交正常化。

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暖昧”心理，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一向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

经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

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惜的行止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

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

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

羞。因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

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

日本既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

山。

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

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

歉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情景：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

产生了严历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

将面临某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失分、在利

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槽

槽懂懂：“就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居然没有一个

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

么混乱，政客们似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即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

“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婚姻观。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

大会堂以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又使

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

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

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

辈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

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

国之所以如此宽囿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

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

以谋日后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

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其种程度上也是可悲的。

1．如果中国多初不放弃对日索赔……

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

一种理性的、面向未来的考虑。我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

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

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

同周恩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