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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汪精卫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他叫侍卫官将提出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淡淡地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会出来的。”
蒋介石避重就轻没有谈“中山舰事件”,此时他心中非常明白,这个由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挑起的事端正符合他的本意,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这次事件,但他正好借机利用这次事件,把国共关系破裂的罪名强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所以,他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说:“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冤枉别人家来提高自己人格的——那样的人,绝不是革命党员,更不配做本校的校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编《蒋校长演讲集》,1926年出版)
“中山舰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王伯龄在事后的回忆中也说道:“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二人知之,未待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于此可以判断这次事件性质之重大,绝不是宣传为中山舰事件者比。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过河不用舟了。”(《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1938年出版)王伯龄在此所说的“过河不用舟”之桥梁,即正是蒋介石欲除共产党人而颇费多年心思正在寻找的“清党”借口。
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突破口,得以“顺水推舟”,把屠刀首先指向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
黄埔岛上的“清党”杀戮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仅半个多月,4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相继宣布解散,但双方的斗争反而更加扩大。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党内无党、《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刊登的鲁迅来校讲演记录稿校内无派”。6月,蒋介石在军校里公开发表反共讲话,要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官兵声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组织“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以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把持会务,秘密调查共产党员的活动,排挤“黄埔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军校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更加激化,并逐渐扩大到所属各分校和东南各省中去。黄埔军校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行为。可是,蒋介石却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勾结,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蒋介石相继发出《饬黄埔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令》、《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
也就在黄埔军校面临蒋介石的血洗杀戮前夕,适逢大文豪鲁迅先生造访军校。1927年1月18日,鲁迅先生离开厦门,乘船到达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这年9月27日他返回上海,前后在羊城生活了8个月又10天。在此期间,鲁迅受邀前往黄埔军校作了一次演讲,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造访黄埔军校。那时,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熊雄看到报纸上刊载有关鲁迅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后,产生了邀请他来军校做演讲的想法。几天后,当熊雄把这件事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时,3人一拍即合。1月25日,刘弄潮上门拜访鲁迅,在简单的寒暄后,马上就把话题引到演讲事宜上来。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前夕,鲁迅初听后有些顾虑,他说:“现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刘弄潮随即解释道:“黄埔同学,尤其是现在的第5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过你的课。”如此一来,打消了鲁迅先生的顾虑。鲁迅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4月8日,鲁迅在好友应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黄埔军校本部礼堂,做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演讲,题目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演讲中,鲁迅通过生动的比喻,旁征博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