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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到了格雷，他步履矫健地沿着长长的走廊走过来。我陪他穿过接待室，沿着走廊走过去，在女雇员们伸长脖子好奇地打量下来到会议室，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已经在会议室的长桌边就座了。

我们进来时，与会官员都站了起来，我将格雷领到桌子的首席。我简单地说了一句：“先生们，这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新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官员们鼓掌欢迎，然后纷纷落座，等着听新老板发言。

格雷是位优秀的演说者。他预见到与会者并不友善的情绪，因而都挑些安抚人心的话来讲。他赞扬联邦调查局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执法机构”，并褒扬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为此做出的贡献。对于失去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与理解，并且说如果我们对一个局外人的到来感到不安的话，他不会感到意外。他说自己会进行一些改革，并且会根据他本人的想法来管理联邦调查局。但他很认真地说：“我希望将联邦调查局当成一种制度来维持。”

散会时，我听到的都是对我们新老板一片赞誉之声。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让一位局外人来接管让我感到忿忿不平，而与此同时，我对格雷的感召力与真挚有了深刻印象。我决定竭尽所能，帮助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局长。我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联邦调查局，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通过帮助新任领导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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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7）

然而，我从来不曾失却对胡佛的无比敬仰之情。他无所畏惧地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拼搏，他像斗牛犬一般坚韧强硬。我为联邦调查局感到骄傲，是胡佛将它打造成世界上最杰出的执法机构。恐怕再不会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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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的遗产（1）

约翰·埃德加·胡佛是个复杂的人。对媒体而言，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塑造成扫荡流氓团伙的伟大执法者来宣传，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作暴戾的冲锋队员来诋毁，都是没能看到他的另一面。而他比那些讽刺画所寓意的要有节操得多。例如他对民权所承担的责任，就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命令将忠于故国的日本裔美国人强制送进集中营。在联邦政府内部，唯一设法阻止这种不公正做法的高层官员就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三十年后，胡佛断然禁止联邦调查局从事“黑包工作”，并大幅减少窃听和电子监视的次数，即使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案件也是如此，这让他自己与尼克松政府的关系陷入了困境。

胡佛是成功的领导者，沉着自信而且具有完全的控制力。他没有政治野心，曾一再抵制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扩展到它能力之外的种种企图。他对政治游戏心知肚明，在与总统、司法部长及国会周旋时游刃有余，而他的目标从未偏离这样一个目标，既为联邦调查局，也为作为其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自己去争取更大的独立性。他惬意于手中的权力，满足于别人的谄媚奉承，并享受着与自己地位相应的额外待遇。他是除总统之外唯一拥有防弹轿车的官员，这让他颇为自豪和得意。在20世纪30年代，因亲自领导搜捕暴徒的行动，胡佛受到无数死亡威胁，因而得以享受这种特别保护。

在后来的那些岁月里，随着针对他的政治攻击加剧并且越来越尖锐与不公，胡佛备尝孤独与寂寞，同时也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遭受破坏而忧心忡忡。其公关意识常常背弃于他，迫使他进行了猛烈回击，这在过去是不曾有过的。然而，在日常工作中，他仍然和以前一样显得有条不紊。他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或者对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我可以证实我所知道的约翰·埃德加·胡佛的一些情况。在感到不顺心或恼火时，他的反应可能会很激烈，甚至会采取报复性行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爱悯之心使得他在自己的联邦调查局世界里有必要与下属保持距离。他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很容易被说服，于是坚持大多数官方联系要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因为对他来讲，要想坚持已见，采用这种方式就容易得多了。这无疑是他将自己的私人空间与工作生活隔离开来的一个原因。

胡佛对联邦调查局雇员呵护备至。比如，当原内华达州州长格兰特·索亚对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行动提出批评时，为了澄清事实，胡佛做出了强烈反应。索亚随后声称，他并不是有意攻击联邦调查局或胡佛本人。他说自己的言论只是针对当地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胡佛迅速回应道：“让我重申我再三声明的立场，只要我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