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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阳处父迫于战争形势意欲退归，他故意给楚将子上提供了或者渡河决战，或者退后待战的两种选择。如果楚军选择了前一方式，渡河与晋军决战，那阳处父很可能采取半渡而击的方法，轻易地击败楚军，取胜回国。楚军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做出了后一种选择，这也是阳处父事先预计到的，于是他乘楚军退后待战之时，假造一个楚军惧战逃跑的舆论，乘机率军退归，既避免了撤退时为敌所乘的后果，又取得了一个战胜的名声，没有伤害自己的士气。

楚军中计后撤，阳处父犹不罢休，他又制造一个子上受贿退军的谣言，利用楚国内部的矛盾纠纷离间子上，转借楚君之刀杀害了子上。阳处父这次始终未与楚军交战，但他连施两计，放出暗箭，竟致死了楚军之将，达到了两军交战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

事实上，楚军与晋军夹河相持，楚军近予本土，军资取给方便，在战略上稍占优势，这次只要咬住晋军不放，坚壁持久，利用晋军远离本土的弱点消耗对方，必有坐收战果的一天。可惜他们看不清自己一方的优势所在，为敌人的假言迷惑和调动，丧失了优势，又为敌方的谣言中伤制造了借口。

三国时的司马懿与远来伐魏的诸葛亮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斜谷口西侧）夹壑相持，他咬住蜀兵，坚壁相持百余日，终于轻而易举地等到了战争的胜利。他是一位远比楚国子上高明的将领。

《孙子兵法》提出了察敌之法中云：“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行军篇》）这是一条正确判断敌情的有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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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处父：虚设诱饵，空言诱囚

为了囚禁某人，乃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诱使其自投罗网，这是人们常常采取的虚饵之计。史籍记载了春秋时这一计策的两次使用。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公元前627年，秦国盂明视等三帅率兵越晋伐郑，返国时在觳地被晋军伏兵擒获。晋襄公在继母文嬴的劝说下放走了三帅，不久又后悔了，遂派阳处父去追捕。阳处父急急迫到黄河东岸，见秦国三帅刚刚坐船渡河，阳处父知一时寻不到船只，于是心生一计，他故意解下自己所乘的左骖之马，假托是晋襄公要送给孟明视的礼物，让三帅上岸接受。孟明视有心提防，他立于船头拜谢，并不上岸受礼，阳处父的虚饵计遂落空。

《史记？伍子胥列传》、《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楚平王为杀害太子建而拘捕了太傅伍奢，他怕杀掉伍奢后其子伍尚和伍子胥日后复仇，乃派人到伍奢之家对二子说：“你们来，就免你父亲之死。”长子伍尚为免父之死，随使者去了郢都，被平王囚禁，父子二人一同被杀。次子伍子胥不信其言，后逃至吴国。

以上阳处父对于孟明视、楚平王对于伍尚兄弟采用的都是虚饵之计。此计的实质在于对所要拘捕的对象以利诱之。利诱的特点是虚设一饵，以空言相骗，使诱捕对象误人可控制的范围内。阳处父虚饵计的更为高明之处，一是他随机应变，指定所乘的左骖之马为引诱之物，使“虚饵”具有了可借托的实物，使所诱对象更易受骗；二是他将所借托的诱饵假以晋君赠送之名，使对方难以推辞，投网就范。阳处父对孟明视指马言赠，且假以君命，这与晋襄公释放孟明视的前命相符合，因而也掩饰了自己引诱对方入彀的图谋，对盂明视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虚饵计乃是以空言诱人，它不需“本钱”，简便易行，因而常被用作诱捕某人的手段。然而，此计由于如下两个特点，也常常会在机智的诱捕对象面前失效和落空：第一，设饵之利对诱捕对象常是一种无故之利，这一“利”必使他产生疑问，使他怀疑这一画饼之利实为别人虚设的诱饵，从而拒绝投入罗网。比如伍子胥在楚平王的虚饵前，可以首先确定：释放父亲伍奢，从情理上并不需要二子前往；二子前往不能成为释放父亲的理由，据此他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认定，这一释父之“利”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是不可能存在的，于是他就会识破虚饵。盂明视在阳处父赠马之时，必然也会感到作为一名战俘所得到的过分的、因而不合情理的爱宠，以无故之宠识其虚饵之诈。第二，诱捕对象的“获利”只有在接近许诺人之后才能获得。对诱捕对象而言，这种获利可能是暂时的、微小的，而接近许诺人的冒险却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