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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委托。董志平说，那一刻，他的热泪差一点涌出眼眶。

接下来的事情远没有董想象的那么简单。依照法律规定，罢免大会应由村委会召集和主持村民会议，但水心村村委会回绝了村民的要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给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方法：先张贴公示，由9位村民牵头召开村民大会，再民主推选村民大会召集人。不日，村民大会推选董志平等7名村民为村民大会的正式召集人。主持罢免大会的是村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正式召集人”而非村民委员会，这在全国也是首例。

7月22日，在村社民主的道路上蹒跚了一年的罢免大会召开了。440名有选举权的村民到会355人。350张有效票数，以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票数，合法地罢免了村委会主任等四名村官。

又2个月，“反对派领袖”董志平毫无悬念地当选新的村委会主任，组成了新的“内阁”。

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董说他真的厌倦了。和村支部的矛盾，使得他的工作举步维艰。他每年领取36000元的工资，相当于自己补贴上去的数字。

现在，他最头疼的是，村民一早就堵住他的家门，以娶媳妇办公司为由，要求分得属于他的那一份集体资产。据悉，水心村现在的集体资产有好几个亿。

董说，摆平水心村的矛盾，已让他心力交瘁，除了躲避，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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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

当肇始于义乌的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成为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在瑞安诞生。当一个城镇的居民被“贿选”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创造性地提出委托选举公证。它们的出现非但是民主之魔与民主之道的赛跑，也将村社民主的制度创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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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村官”：当新富为政不仁（1）

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是个永恒的定律。既然新贵参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考量，那么，如何保证有着经济人本性的“新贵”执政后不滥用政令，不搞权钱交易，不损公肥私？

“我是‘协议村官’。”不善辞令的王献桃说起话来开门见山。40岁上下的王献桃，是新当选的“村官”，一个多月前，经由村民民主选举这个似乎新颖的乡村政治活动，由商入仕的他，被选票拥戴为浙江瑞安市莘塍镇红光村村委会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献桃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纸《协议书》，递给记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签在这儿。”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何小林，则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签字。

这个40天前签订的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

王献桃说，尽管协议烦琐，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暗箱操作，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

据悉，王献桃的协议不是独创，自今年5月瑞安市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以来，逾千名村官持有王献桃手中的协议书，“协议村官”出现在瑞安1/3的村政舞台上。

当下，在浙江富裕地区的村政舞台上，活跃着一批私产甚丰的村官，由于其完成了从乡村经济精英到村政核心人物的转变，有研究者尝试着称之为乡村“新贵”。从事房屋中介生意的王献桃，只是众多从乡村新富阶层中涌现的“新贵”之一。

“协议村官”的出现之所以能够引起各界的关注，与众多“新贵”通过捐资参选，走向村政舞台的背景有极大的关联。在一些受访者看来，“协议村官”能够最大限度地防范新贵为“政”不仁，以“政”谋私。

“新贵”捐资参政

2002年5月31日，记者在浙江义乌，一个私企业主云集的富裕的县级市，对乡村新富走向政治前台，作了从个案到一般的考察。我们惊异地发现，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农村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那里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那些地区的乡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