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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个感觉相当犀利，但只是感觉而已。罪感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感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感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头脑里。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子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2）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