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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深地叹息道：“广敷先生，难得你对我的苦心知道得这样深切。高山流水，不足以喻你这个知音！”

“大人谬许了。其实大人所做的事，天下能理解者甚多，不独山人一人而已。”

“不然，以鄙人自己所见，天下知者甚少。”曾国藩想起深夜来访、取走围棋的康福，心里有着无限的委屈感。

“我看大哥的心曲，真正懂得的怕也不多。”曾国荃附和着说。

“不能这样讲。”广敷正色道，“只能说知之者不少，和之者甚少而已。”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和之者甚少”一句道中了曾国藩的心病，他为此不知痛苦过多少年。作为一个时刻关心自己的老朋友，作为一个方外人，广敷先生一定能深知此中机奥，曾国藩愿向他虚心求教。

“这是因为大人之心甚善，而大人之为不可取。”陈广敷将声音稍稍压低，“满人的江山已经百孔千疮，腐烂朽败，它失去了建立尧舜之邦的基础。”

曾国藩发现这几天陡然兴起的精神已经不行了，如同海水落潮似的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下跌落。曾国荃拾起一枚干梅子放在口里慢慢嚼着，这梅子又酸又涩。

“大人深受皇家恩泽，或许看不出这点，而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或许大人早已看出，但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竭尽全力扶起将倾的大厦。可是，许多人是宁愿看着它倒塌的。这便是知之者不少、和之者少的缘故。”

“广敷先生，鄙人倒要请教。”曾国藩强打起精神问，“鄙人幼读先贤之书，明白知其不可而为之乃圣人所肯定的血性，即使所为不成，亦是值得赞许的。鄙人的这种血性会不会得到后人的赞许呢？还有，既然这江山已百孔千疮，当年先生为何要劝我墨绖出山，血战长毛，匡护朝廷呢？”

广敷淡淡一笑：“知其不可而为之，圣人虽肯定过，但并非就是至理名言，这种血性也并非就一定会受到后人的赞许。比如忠桀纣之君，复暴秦之国，为人臣者，虽具血性，亦大不可取。至于山人先前劝大人出山，乃已知长毛决不可成事，且山人亦另有所期待也。”

“另有期待？”曾国藩问，“期待何事？”

“山人所期待的，也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期待于大人的，那就是希望大人借讨伐长毛之机会，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汉家子弟兵，先剪灭长毛，次推翻满虏，最后在我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正因为如此，咸丰八年，我在碧云观静候大人三个月之久，借治病为由，劝大人行黄老之术，以屈求伸，日后好建非常大业。”

曾国藩大惊，他惊的不是这番话的本身。劝他行非常之事的人已经太多了，他对这话也不感到新鲜了，他惊的是一个方外之人，居然也存有这种光复汉家河山的强烈愿望，而且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费尽心机去点拨他，同时又将这个愿望压得深沉不露。一个如此奇特，如此高明，如此将个人名利视若敝的出世之人，也都希望自己行非常之事。自觉精神已散死期已近的前湘军统帅、而今位极人臣的爵相，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难道满人的朝廷真的已人心失尽，自己的抉择真的错了吗？

“广敷先生，可惜了，你为何不早说呢？”前吉字营统帅、现赋闲在家的一等威毅伯面露喜色地问。

“打下安庆时，我由庐山来到黄石矶，在紫荆观住了两个多月，本拟伺机进言，后在江边偶遇王壬秋。他说起大人连送他三个‘狂妄’的事，我只得打消这个念头。打下金陵后，我又去了栖霞山，后来看到湘军几乎被裁尽，大失所望，从此不想再见大人了。”

“广敷先生，事情难道真的可为吗？”严守自己信仰的理学名臣不自觉地发出了这个提问。

“怎么不可为？”陈广敷坚定地反问，“汤武革命，顺天倡义，三千年来史册赞不绝口。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赶鞑子，从来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人指责他们是叛臣。自从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年间，汉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只因康乾所谓的盛世带给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庆朝以来，满人之腐败日见明显。到了道光末造，外辱于四夷，内烂于十八省，神人共愤，才有了洪杨之乱。咸丰帝耽于酒色，荒废国事，女主垂帘十年来，举措倒置，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百姓莫不翘首盼望我汉家再出英雄，驱除膻腥，复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万雄兵，本可挟灭长毛之威，一举而克北京。只可惜大人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更加上大人禀赋拘谨怯弱，终于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