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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

历史的烟尘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又远远聪明过我们。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

那些线装书、活字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惟有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间里，以一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万千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霸气　书库　｜。。）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为民族的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两件了。

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200余万两，支出倒有400万多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椎刺骨。

一是钱不够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

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

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也就是，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以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清理逃税）以足国”。

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竖鸡蛋式的简单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不愿意去割肥猪身上的膘。

自负的执宰其实就这么愚不可及。

向谁下手，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来。那么，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帐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城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干部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光荣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亩五升免300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三斗免50亩。在职官员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　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勾结，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