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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