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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 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 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 塔卡。”当时,这相当于 22 美分。
“你有 5 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 塔卡 50 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 50 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 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 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 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
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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