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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认为，我要为自己这样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　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在向计划委员会主任努尔伊斯兰（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议之后，我终于辞职了，去吉大港大学做经济学系主任。

吉大港大学位于吉大港市以东　20　英里，占据着　1900　公顷贫瘠山地。这所大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楼完全以裸露的红砖建造，走廊开敞，房间宽大。但是，尽管这些现代建筑令人观感舒服，却很不实用。例如，我到那里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作为经济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的办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们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这使得同事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当时大学的处境很困难，教师们抵制升级考试，他们指责学生抄袭书本，或互相抄袭。许多学生曾加入解放军（Mukti　Bahini），刚从战争中归来。他们带着枪，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宣布考试结果，就要伤害教师。

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　H。I。拉蒂菲（H。I。Latifee）

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　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去见了大学的副校长。阿布法扎尔（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与小说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良知。

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他问道。头顶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蚊子嗡嗡作响，仆人送来了茶。

“许多人正在饿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谈到这件事。”我回答说。

阿布法扎尔点点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请您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

“噢，但声明什么呢？”

“号召全国和国家的领导们一起协力度过饥荒。我肯定，如果您领头的话，学校里所有的教师都会在您的信上签名，那将会有助于动员起全国的舆论来。”

“对呀，”他啜了一口茶，说道，“尤努斯，你来写那个声明吧，我签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当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