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1/4 页)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随团出访的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成为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读物。饶有历史意味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曙光初现之时，已被遗忘的这三本书在百年后被再次印行，影响甚大，又一次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当年绝想不到，自己为清廷“打工”，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倘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此大感自豪罢！不过他的“自豪”，不恰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曲折与艰难么？

虹桥书吧。

第11节：“还我头来”陈虞孙（1）

“还我头来”陈虞孙

提起陈虞孙，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提起《还我头来》这篇杂文，知道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在“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那大地刚刚开始解冻、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虞孙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汇报》发表了《还我头来》。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犀利精辟非凡，社会反响自然热烈异常。

“还我头来”本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被杀后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无深意。不过，陈先生此时认为，关公喊的“还我头来”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大加发挥。他写道：“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倘有外物袭来，人们都会本能地保护脑袋。“然而一个人长了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像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为何如此，颇费琢磨，所以脑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王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么？”但是，封建王朝最终仍被推翻。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不理解也要执行”么？“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不过，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提醒人们，现在还有人“仍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这种人不仅认为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需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一千五百字。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由“还我头来”联想到“头头”，由“头头”又联想到“本本”。因为“古往今来，不少爬上‘头头’宝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本本”却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天书”。天书有五大特点：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个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个得此天书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