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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未来的十年创造出一种新的歌声；一群毛孩子能发行如此多走红的唱片，这在唱片发展史上还是一个创举。“杰克逊五兄弟”从未碰上过同等年龄的竞争对手。工作之余，我们常能看到一个名叫“五层台阶”的演唱小组的演出。他们也是一群孩子，歌唱的很好，可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大家抱成一团，后来不幸解散了。《ABC》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使得一些唱片公司纷纷效仿起我们的做法来，我们也便看到了更多的演唱小组。我喜爱那些小组，像“帕特里奇之家“啦，”“奥斯蒙得之家”啦，还有“德弗兰科之家”。“奥斯蒙得之家”小组当时已小有名气，可他们的歌曲多是低吟轻唱，令人伤感，与我们的演唱方式相去甚远。我们的唱片一打响，他们和其他那些小组的演唱热情也立刻高涨起来。我们没有介意，谁都知道，竞争是一种健康的机制。我们的亲戚都以为《一只坏苹果》（One　Bad　Apple）这支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那么小，因为麦克风降到最低还要比我高一截。他们用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苹果箱垫在我脚下，我才能够到麦克风。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当其他孩子还在外面嬉戏大闹时，我已经在那个苹果箱上，唱着自己的心声了。

前面说起过，在那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的“有限公司”为我们创作、修改所有的歌曲。记得有很多次，我觉得一支歌该这样唱时，他们总觉得该那样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很顺从，从来也不愿提出不同的见解。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人告诉我到底该怎样去唱了。那是1972年我十四岁时，就是《临窗远眺》（Lookin'　Through　the　Windows）那支歌出来前后的那段时间。他们希望我用某种方法演唱，而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要是你唱起歌来得心应手，对歌曲的情绪心领神会的话，哪怕你年纪再小，人们也应该听你的。我当时火冒三丈，冲着那些词曲作者发了顿脾气，又心烦意乱的给贝里打了个电话，抱怨说，他们总是告诉我该怎么怎么唱，我呢，向来也就听从了，可这会儿，他们也变得太……拘泥于条条框框了。

于是，贝里亲自来到了录音室。他告诉他们，让我随自己的心意来唱，我猜想，他还和他们说了些演唱上多给我们一些自由之类的话。从此之后，我在唱歌时就加入很多新花样，他们果然也很喜爱。我会在间奏的时候插入很多即兴歌词，像绕口令拉，或是尖声的喊叫什么的。

贝里在录音室听我们录音时，常在歌曲中增加很多内容，而且总是恰到好处。他跑遍一个又一个工作室，将人们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核对，往往再添加些东西，使唱片更臻完美。沃尔特·迪斯尼也是这样做的；他向形形色色的艺术家请教，然后说：“对，这个动画造型应该再活泼一些。”每当贝里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时，我总是能看出来，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心情舒畅时，他总是用舌头抵住腮帮子；要是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他会把拳头在空中用力一挥，就像他起初做职业拳击手时那样。

那些日子里唱过的歌曲中，我最喜欢《永不道别》（Never　Can　Say　Goodbye）、《我将在那里》和《ABC》三首。第一次听到《ABC》那支歌时的情景，我终生难忘；当时我觉得它简直好得不得了。记得那会儿我朝思暮想，渴望有一天能走进录音室去演唱这支歌，让它为我们赢得声誉。

我们仍然日复一日的排练，干得很卖力——有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的成功仍使我们心花怒放。有那么那么多的人在给我们鼓劲儿，我们也便打定主意，争取做到无往不胜。

《我要你回来》刚刚发行，摩城公司的每个人便替我们做好了成功的准备。黛安娜很喜爱它，并把我们介绍给好莱坞一家名声很响的夜总会，让我们在那儿演唱。那里舞会的气氛很和谐，就像在贝里家里举办的舞会一样。黛安娜介绍的事儿刚完，“美国黑人小姐”这一电视节目的邀请又接踵而至。在电视上演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能预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唱片和我们的表演。接到邀请后，我和哥哥们都记起那次纽约之行的取消带给我们的失望心情；那是我们第一次被邀请去拍电视片，可摩城公司抢先聘用了我们。这下，我们终于要第一次在电视上表演了，而且还是于摩城公司一起。生活是如此美好。黛安娜的计划自然又把这种兴奋推向了极端。她打算去主持“好莱坞殿堂”节目，这是星期六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电视节目。作为“至高无上者”三重唱小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