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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韩子奇为这个家创造了财富，改变了“玉器梁”世世代代穷艺人的地位，夫荣妻贵使韩太太陶醉。但是，这就是一个女人要求于她的丈夫的全部吗？她没有料到韩子奇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1937年春天从天的尽头寄出的那封长信，漂洋过海送到中国国土上的时候，卢沟桥已经响起了枪声，“家书抵万金”，却没等到送进家门就不翼而飞了。韩太太只在丈夫走后的第三天见到了一张纸条，是姑妈为天星换衣服时发现的，两个不识字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这张浸着奶渍和尿迹的纸是账单还是药方，让奇珍斋的账房先生老侯一看，才知道是玉儿小姐的临别留言：“姐姐，别生气，我没听你的话，跟奇哥哥走了！”韩大大气得两眼发黑，她在这个家说话太不占地方了，连亲手拉扯大的玉儿都没能管住！一个姑娘家，跑到外国去干什么呢？真是的！老侯直纳闷儿：“我一直把先生送到火车站，怎么没瞅见小姐呢？唉，我太粗心了！”韩太太哭了骂，骂了又哭，姑妈却劝她说：“已经走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依我说，她跟她哥就伴儿走，也好，省得天星他爸在外头吃饭啦换洗个衣裳啦作难。”这么一说，韩太太倒也觉得心里闪开了点儿缝儿。走吧，走吧，托靠主，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那个远得没影儿的英国，路上别出什么岔子发！丈夫留给她的是思念：她日日夜夜坐卧不宁，猜想韩子奇今儿到哪儿了，明儿到哪儿了，尽管她全然不知英国的地理方位，全凭她做梦似地让心儿跟着游荡。她担心那个姓什么“亨特”的洋人把韩子奇骗了，把他的宝物吞了，弄得他穷困潦倒、有家难回，这可怎么好？她让老侯按照亨特的地址写了封信，问候夫君平安，嘱他好自珍重，诸事留神，鱼雁早回，以释挂怀，等等等等。这封信寄走了就石沉大海，她越盼就心里越慌。北平沦陷之后，这种恐惧感就更增强了，她害怕韩子奇会不会在路上让日本人给截住？要是落到了鬼子手里，那还不是和姑妈的丈夫海连义一样的命运？她不敢把这种猜测跟姑妈明说，仅仅心里闪过了这个念头就已经觉得不吉利了。而姑妈却一直坚信她的丈夫和孩子还活着，只要自己一天不死，就一天等着他们回来。人无权改变命运，而命运却在无情地改变人，这两个本来贫富悬殊、家境各异的女人，如今处于同样的境地，眼巴巴地度日如年，盼望着亲人早日归来！日军进城的时候，姑妈几乎要疯了，她没命地跑上大街，要找日本人算账，讨还她的丈夫和儿子，讨还她那被烧毁的茶水店。老侯拦腰把她抱住，拼了命地拖了回来，告诉她：早晨起来一开城门，日本人的队伍就如狼似虎地涌进来了，一个挑担卖菜的小贩在街上被“试刀”，肚肠子流了一地！跟他们能讲理吗？连清真寺都被日本兵占了，在院于里架起锅，煮大肉！真主啊……

为防不测，韩太太让老侯搬进了“博雅”宅，连同他的媳妇侯嫂和五个台阶儿似的孩子，都住在倒座南房里。孩子们成了天星的玩伴儿，侯嫂帮姑妈洗衣做饭、料理家务，老侯白天去照应奇珍斋的生意，晚上看家守宅，正应了他在韩子奇临走时所许诺的：“放心吧，我是您的看家狗。”

岁月并不因时局的艰难而停步不前，三年过去了。这三年中，奇珍斋的生意惨淡得像个三期肺结核的病人，“博雅”宅却乱乎得像个几家人合住的大杂院。

现在，天星睡了，侯家的三个淘小子、两个愣丫头也在南房里打上呼了。院子里黑灯瞎火，上房的客厅里却亮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黑布窗帘，这是战时的特产，连一星亮光也被遮挡得严严实实。侯嫂给韩太太沏上盖碗配茶，凑在灯下做针线。韩太太半闭着眼睛坐在八仙桌旁，听老侯向她报账。

老侯拨了一阵算盘珠子，说：“太太，这个月进项寥寥，创去伙计们的工钱、饭钱、电灯钱、水钱、房产税、地皮税、营业税，一个子儿也入不了柜，还得往外赔法币一千二百六十七元五角！”

“啧，”韩太太不耐烦地睁开了眼，“我不懂得这个税那个税的，简断捷说，月月都得干赔？我不是让你在账上想想法子嘛！”

“这不用您吩咐啊，太太，”老侯赔着笑说：“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们也是两本账：一本是实打实的，自个儿存底儿；一本是给税务局打马虎眼的。这已经是打了一半儿的虚头了，要是实报，赔的就不止这个数了！”

“唉！”韩太太叹了口气，拈起一根牙签剔着牙，“你这还光说的是柜上呢，还没算上家里的开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姑妈就只知道朝我伸手，这花销也见风儿长……”

“那可不！”侯嫂插嘴说，“别瞅着吃不上喝不上，东西倒是赛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