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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英国政府向欧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不管是有关产假或是有关非全日制就业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措施只有一个主要结果——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也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即减少了英国工业的灵活性与竞争能力，使我们与欧洲一致。

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成本低，毫无疑问，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把投资和工作机会转向英国。例如，当胡佛—欧洲公司的总裁解释说，由于苏格兰的整个报酬费用比法国要低37％，因此，决定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从第戎转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时，这时，法国人感到愤慨。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法律所要求的社会福利费用是高的。当英国政策认为有必要将条例规定的负担和企业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时，法国斥之为“社会倾销”。在此情况下，它将继续施加和增加压力，要英国接受会危及其企业的条例。

同样，货币联盟方面的例外权更不起眼。它仅给予我们退出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权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头两个阶段对英国经济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这还可以辩论，虽然无论怎么看，它都是大的。此外还要求成员国“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看做是共同关心的事情”。有关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要由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制订，然后通过一个名叫“多方监督”的机制密切注视其成员国是如何遵从这些指导原则的。委员会有权密切注视成员国公管部门的赤字，如果认为这一赤字“过大”它可对该成员国采取措施。在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其成员国必须为使它们中央银行的独立作准备工作（正如英国已开始做的那样），并采取和坚持一个“多年度的一致性计划”，为最终成立的货币联盟调整货币。

最后，要求每个成员国“把它的汇率政策当做共同权益对待”。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其他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会认为英国有义务重新加入汇率机制，再一次使其货币政策服从于维持外部的比价。虽然1992／93年度汇率机制实际上的削弱使得将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一致性的进程比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更加难以预测，但为了该条约的所谓“一致性标准”，可能把扩大了的15％的汇率机制变动幅度解释为“正常的波动幅度”。这就可能使成员国中的内部核心开始实现第三阶段的货币联盟，只是比原来的时间表稍稍推迟了一些。英国是否有权退出第三阶段，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一旦内部核心进入了第三阶段，组成了欧洲货币单位集团，英国就会受很大的政治（最后是法律方面）的压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阶段所承担的义务维持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的比价，从而跟随欧洲货币单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员国成为了货币联盟的正式成员，英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它确定期望我们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会有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要英国继续下去，参加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这一诱惑是很大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第三阶段是“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至少根据共同体法，以后我们没有权利退出和重新发行英国货币。这会使主权受到重大损失，标志着英国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欧洲超国家中。

有人争辩说，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汇率机制的解体表明要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固定汇率是愚蠢的。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想在欧洲加速推行联邦制的历史表明，客观情。况不会劝阻联邦主义者放弃他们的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受到每一挫折后只会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第二，它可能会避免由于外汇投机性流动所带来的许多不稳定，一旦这些投机性的流动会使汇率机制解体，就可通过直接锁死货币和欧洲货币单位来予以制止。当然，由于汇率机制中的通货溢值，对较弱的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更具有灾难性。在适当的时候，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的区域性变化、工业下降和边缘地区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这又会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后果必然会导致放弃这一事业，那我们的无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好的结局要依靠欧洲民主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责任感。但是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现在正在被统一的欧洲机构所取代，而且对于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无论怎么说，这是放弃政治领导，坐等人们无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们的职责，使他们不能执行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

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关心，这反映了我对它的不安。这几乎也同样反映在我对它对于英国会造成的风险的关心。虽然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