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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用得较多，“圣人”词义是居高临下的治人者，当是包括了尧舜的，而尧舜不可能不为老子所知，但何以只字不提尧舜，大约是老子思想站得太高了，是特别超越而深广的，也就不必言尧舜，而只言“圣人”，指向从古往后的一切统治者、治人者、领导者，老子是与这所有的从古往后的治人者们对话，指点他们。

从老子这寥寥数言，我们看到：

第一，老子是对于“仁”，是肯定的，认为在人际关系中，是可能和可以有“仁”的状态的存在的，认为人是能做到“仁”的；而在一定情况下，能做到“仁”，也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于己有利的安全措施。这几层意思，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一句为证。“与善仁”，就是与人相处、对待别人时，要善于持“仁”的态度，这个“仁”字，当然就是友好、平等、同甘共苦这些意思。

老子虽然这样对“仁”的存在有所肯定，但又将“与善仁”的作用，归结为“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就有阴柔与权谋之意，正是老子的特点，而我们由此可以判断，老子虽然没有正面议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但他是从人性“恶”来立论的，这个“恶”，就是每个人皆有他起码的个人利益或*，你如果对人不能做到“仁”，一点儿“仁”也不给，你只能自取其辱、自找不安全。所以，真诚的“仁”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则不能连一点假“仁”或不得已而给予的“仁”也没有。这些，当然是一切治人者所必须考虑的。

老子对于“仁”的肯定，还可举他的另一句话来佐证，“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信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样的仁慈之心（老子亦讲“慈”），立足于其对人际关系的统盘考虑，也立足于让自己能“无尤”，所以是真诚的，不虚伪的，老子最看不起的就是虚伪。

第二，老子的“仁”，不但是真诚的，而且是最合情合理（最科学）的。对此，有他的这句话可以为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其意是说，真正的“仁”虽然是“圣人”实行的，从实行这上头说，是有为的，但“圣人”的这一有为，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根据着人心人情而实行的，是尊重了人际关系而实行的，所以也不可能是逆反了人心人情，它只能这样顺着实行下去，以至于浑然而达到像是无为的程度，其实内里还是有为的，所以另一形容才是：“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样的圣人，怎样有为的呢？他如果仅仅称说自己是“仁”的，还不行，他得通过“义”的行为，“义”是具体的，能体现那内里的“仁”，是从“仁”出发的执行，而达到“仁”的实现。所以叫做“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我们日常用语中的“义举”一词，当从此来，而我们之所以要有“义举”，是为了实现我们很好很善的用心。“仁”心是看不见的，它是抽象的，“心捧出来给人看”是不现实的，也不能令人相信，“仁”心只能用“义”的行为举措来实现，也就是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我们其实经常经历这样的过程。

在老子的概念里，“大道废，有仁义”，大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才是最高境界。“上仁”尽管已经很好了，但它仍是低于大道，它是“为之”的，并且它需要借助“义”的出马。“上义”既是“为之”的，又是“有以为”的，“上仁”也是“为之”的，虽然它是“无以为”的。因此，仁也罢，义也罢，都不能跟大道相比，它们是大道被漠视了之后的产物。

第三，老子最痛心的，就是“大道废”，所以他并不满意于“上仁，上义”，他指出这种等而下之的趋势是没有前途的。他愤慨地指出了从大道下滑之后“圣人”君臣的徒然挣扎，他的这两句话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他认为这种下滑现象，好比自然界在出现恶劣现象，会让万物遭到很大破坏一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所以，从“仁”滑向“不仁”，可以叫做“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草扎的祭品，大约是做成狗的样子，而不必宰杀活狗，刍狗祭用之后就作为废物扔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