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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可是在当时是好东西，是姑姑忍受饥饿，从口里省下来的，也是女儿对父母亲的孝心。有单位组织人去打野生黄羊，打了回来就分给大家，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我的小婶婶也得了一小块，她自己舍不得吃，连忙拿回家给爷爷。

在法国的二叔在报纸上看到国内有饥荒，于是用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些吃的东西寄给爷爷。当时国内有政策，凡是从国外寄外汇，有奖励，可以到外汇商店，用外汇券购买食品或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因此二叔后来改寄法郎给爷爷，使爷爷有时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外汇商品。但是爷爷知道二叔有四个孩子，在国外供养四个孩子的学习也是一笔可观的开支，何况二婶又不工作，因此爷爷也尽量不去麻烦二叔。

1961年以后，国家调整了一些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生产的东西仍是不够，老百姓手上又有大量人民币，这就造成人民币和生产的东西之间的不平衡，据说这样的失去平衡会引起通货膨胀。为了回收人民手上的人民币，由国家供应高级点心、高级糖果，价格比正常的点心、糖果高许多倍，质量当然也好得多。正常的糖果是凭票供应的，北京当时是每人每月二两糖，但是高级糖果可以随便买。正常的点心是凭票供应的，高级点心只要用粮票就可以买到。开始时只是在政协可以买到，后来到处都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果。这样进行人民币的回收，果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8）

当时各地一些有名的饭店供应一些高级饭菜，目的也是为了回收人民币。北京的一些著名的饭店也供应一些传统的饭菜，但是价格不是一般地贵。有一次爷爷奶奶请严济慈先生和夫人在北京全聚德吃烤鸭。奶奶觉得自己带了足够的钱，点了一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饭后严济慈先生有会议，必须先走，走前他看了看吃的东西，问奶奶有没有带足够的钱，又留了一些钱给奶奶。结果一算账，要六十多元，这相当于当时大学老师小叔叔一个月的工资，奶奶才大吃一惊。

1961年，妈妈突然由昆明来到北京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认为我病了，很担心，于是叫上两个妹妹就出发来北京。由于仓促，她没有带够粮票，加上灾荒年路上没有吃的，挨了不少饿，妈妈几乎瘦了十斤。奶奶埋怨妈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爷爷为妈妈说话，说：“如果她不这样来，我还没法去看她们。”爷爷在写给叔叔的信里说：“你大嫂来到北京，使我们感到突然，但是我们也很高兴，见到了两个孙女，她们长得很可爱。尤其是有瑾，很聪明。”

后来爷爷要奶奶带她们去政协吃饭，小妹妹不懂事，在政协礼堂的地毯上撒了尿。妈妈直说：“对不起。”又赶快找人打扫干净。但奶奶还是不断地指责妈妈，爷爷不让奶奶责备她们，说：“孩子小，做了点‘傻事’，不要总说个不停。小的时候，谁都会做点傻事。”

苏联撤回专家

1959年年底，苏联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本国专家。爷爷当时十分担心，因为他知道帝国主义国家早就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现在苏联赫鲁晓夫又将专家撤走，中国的前途如何呢？我们中关村离友谊宾馆不远，以前常常有小汽车出出进进，现在也变得冷冷清清。

这时已经不是我们给爷爷讲我们听来的新闻，而是他给我们讲他从政协听来的新闻。每次他去政协学习，他都用不方便的左手记录每次讨论的内容，然后又向我们“传达”。

在政协小组学习会上，爷爷听到了苏联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具体经过：“苏联赫鲁晓夫要中国听从他们的指挥，我们不愿意听从，他们就以撤走专家、偿还外债为要挟。我们中国宁可让苏联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我们自己偿还外债，也不屈服于苏联赫鲁晓夫。”对此，爷爷对我们讲：“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感到了中国人的尊严。我们宁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我经历过许多朝代，见过许多事。以前外国一来要挟，我们就害怕，接着就是割地赔款。现在中国人民面对强暴，也能说‘不’，这是何等的勇气！”

一天，爷爷从政协给我们买来了又红又大的苹果。这时由于自然灾害，市面上已经看不见苹果了，何况这么好的苹果。

我问他：“爷爷，你从哪里买来的苹果？”

“从政协买的，你知道这些苹果是从哪里来的？”

我摇了摇头，爷爷气愤地告诉我们，说：“这些苹果是拿去还苏联的外债，他们嫌小不要。他们用一个量规来量，个子大也不要。这些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