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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从德国得到了不少科学家，并高薪聘请了外国的科学家。这说明科学的重要。”

爷爷的不理解，代表了当时由国外回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想法，政府也了解他们的思想。在一次大会上，周总理就对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说：“你们来去自由。如果你们愿意回国，我们欢迎。如果你们不习惯要走，我们不阻挡。你们出了国还可以再回来为祖国工作。”

但不管怎么样，爷爷没有走，仍然相信自己没有选错道路，他正确地选择了和祖国同甘苦共患难的道路。他在文章里写道：“（共产）党企求建设的新社会确实是使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的理想社会。我入国门后备受照顾，使我深觉祖国怀抱的温暖，直到现在，我安定地、愉快地工作着。”爷爷也中肯地提出：“以我六亿余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壮大的队伍，更全面的发展，更著光芒的成就。因此，我认为积极培养干部，广罗专才，仍是今日急务。”

爷爷一方面批评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努力使自己融入社会，而不是像有些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社会隔绝，自我清高，他虚心地向周围的人请教。他的子女、他的学生和数学所的领导都是他的老师，他也坦率地讲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1）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炼钢我们就去支农。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时，附中旁边是海淀公社成府大队。根据公社的组织原则，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的组织。我们学校参加了海淀公社，就在学校围墙外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入社仪式。公社将学校围墙外面的菜地给我们种，并且派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指导我们。我们家里的饭桌上也不时出现我们种的菜。对此，奶奶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可以吃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我原以为爷爷会反对我们种菜，谁知爷爷对我们种菜并不反对，他说：“课外参加一点劳动，我不反对，这样你们一方面可以换换脑筋，学点农业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了解农家种田的辛苦。”他还说：“我们家的祖辈也是种田人，不要忘了老本。”

参加了公社后，我们在清华的大礼堂和大学生们一起听报告。报告的人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用不了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作为十二三岁的初中生，那些深奥的理论，我们也听不懂。我的脑子里有许多疑问：“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于是我问老师。

老师答复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那么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是按各人的金钱分配。”

回家以后，我把听来的讲给爷爷听，他觉得不现实。

“是否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有的人天生就懒惰，不愿工作。另外，是否每个人都能按需拿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人拿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其他需要的人就没有了。还有，如果只有三辆自行车，而有十个人需要，你怎么办？怎么分配？这还相当复杂。”

奶奶也说：“像我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需要的东西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是不是也要平分？”

我不吭声，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心想听老师的话总是没有错的。

1958年暑假，我参加了公社地图的测绘工作。公社对我们说，由于公社发展很快，没有平面图，许多工作有困难，所以需要测绘整个公社的平面图。我回家后讲给爷爷听，爷爷很感兴趣，给我讲几何，如何测绘。但是最后公社让我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扶测量杆，也没有像原来说的，让我们画公社平面图。我感到失望，爷爷也有点失望。

一天，有同学来告诉我，学校让我们返校。原来学校接到通知，要我们“除四害”，其中的一害就是小麻雀，因为它们吃粮食。据说某科学家说小麻雀在连续飞二十四小时后，会累死。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摇旗或者摇红色的东西，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让它们全部累死。

我们的任务是看住清华的一个花园，不让一只小麻雀停在我们负责的地段。据说这是全国统一行动，连续作战三天，让全国的麻雀一起死亡。我觉得很有意思，忠心耿耿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知整整三天也没见一只小麻雀的影子。倒是我们在一起乱跑乱喊，像玩游戏一样地度过了三天。

回到家里，见奶奶把我的红领巾捆绑在一根棍子上，伸出窗口摇几下又炒炒菜，我连忙跑过去，将红领巾取下来，一面埋怨奶奶不该用红领巾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