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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陈明的心头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说明：严寒的日子，已经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头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地告诉她。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的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2）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