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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