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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一向被认为代表了此前世界艺术电影（诗电影）的最高成就。虽然他未曾来到过中国，但中国的诗境却在其心灵中萦绕不息，并使他在《雕刻时光》一书中感慨不已。他的主要电影作品与生命轨迹，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看作是为西方文明所谱写的一首挽歌，又可以看作是在竭力踏向东方空灵境界的一种前奏。其代表作为《乡愁》、《牺牲》、《镜子》。

美国当代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对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欣赏不已。在其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中，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物理学的关系这样描述道：“在中国哲学中，‘道’就是‘无’和‘无形’，场的概念不仅包含在‘道’的概念中，而且还明确地表达在‘气’的概念中。新儒家发展了‘气’的概念，使得它与近代物理学中量子场的概念极为惊人地相似。和量子场一样，‘气’也被看作是一种微妙而不可感知的物质形式”。卡普拉进而将一些概念上升到文明模式的层面来进行批评性的反思，他指出，“用中国的词汇来说，目前我们的观念过分偏重‘阳’、过分富于理性、男性和进取性”，因而他认为，当前的社会是缺乏和谐感的，且与近代物理学所含有的宇宙观——　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极为相似的宇宙和谐图像——是不协调的，也许“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以使“整个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未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对东方神秘主义某些‘阴’的观点的接受能力，体验自然界的整体性的能力，以及与之和谐地共存的才艺”。他认为，中华文明的极为可贵之处，体现在其“阴阳”两极的互补性上，二者的“动态的相互作用”表征着“一切自然现象和一切人类境遇的本质”。相对于西方机械的、分割的宇宙观，他甚至将东方古代“生态学”的宇宙观视为某种“解放道路”。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是20世纪西方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迄今为止，他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评价最高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了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西方人，其所著的拥有34分册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告知世人道“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的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是一位对中国科学与文化研究极深的人，有鉴于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神圣的立法者的观念，他指出：“在中国的宇宙观中，一切存在之物的和谐协调不是来自其外的上级权威，而主要受其自身内在本性的支配。因为它们都是构成宇宙模式的整个层系的部分”。他认为，西方经典思想中的“自然法则”，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理”，即他所理解的“组织的原理”。中国智慧中所蕴蓄的某种自洽性，是李约瑟一向所较为看重的。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深入考察，从地理的视角李约瑟这样分析并预言说：“如果中国人拥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北面为沙漠阻隔、西面为雪山封闭、南面为丛林遮蔽、东面为大洋局囿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空间的话，那么，情况会迥然不同，我敢斗胆断言，那就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会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像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断言，若那样的话，则将是欧洲人来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相反。当然，地理因素也许并不能真正破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雄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到了近代以后却走向衰落。中国科技在近代衰落之缘由，也许只有从中华古文明的深层才能找到，那就是，这种文明精神也许先天性地需要将科学技术限定在某种范围和限度内，当超出了这种范围和限度——就像工业革命以降的西方科技所表现出的那样——当科技变得更有活力，当然同时也是更具破坏力的时候，其势头便被自动消解。

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是美国历史上最具非凡影响力、最为才华横溢的几个总统之一。虽然当年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世界上最为浩瀚的太平洋和难以相容的政治理念，但这丝毫也阻挡不住尼克松的友谊之手及对中国的无比向往之心。在四个巨人（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实现了戏剧性的建交。中美建交是世界外交和世界政治史上最为漂亮、最为经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