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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决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唐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那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博物馆里的灵魂》。――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炼的灵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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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小说,誉者称“真实”,毁者也嫌“真实”。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小说并不是照搬现实世界,它们是我创造出的精神世界。只是因为它比现实世界更显得真实,才招来一些非议,认为我在临摹现实。这是很滑稽的事。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不应该体现在故弄玄虚和神神道道上,而应该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我的小说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都是我“熟悉”并“消化”了生活后的创造,是更高意义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极深的生命体验后的产物。虽然我没叫人物长尾巴和翅膀,没叫他们变成虫子,没把主人公分成两半……,但不是我不会,而是我有自己的追求。当满世界都追求神异和玄虚时,我更向往和崇尚一种质朴、干净、超然和清凉。相较于满世界的神异和夸张,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那种质朴安详的微笑。这正是我有意拒绝怪诞和神异的原因所在。
时下,当你翻开杂志和书籍,你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流行着一种腔调的所谓时尚“叙述”――当然也不乏精彩大气的“例外”。有时,我们不一定进入文本深层,只看那份长舌妇的神韵,就会倒了我们的胃口。所以,虽老有朋友劝我,时下已进入叙述时代,你的写法太陈旧了。我虽然感谢他们的真诚,但我宁愿展示生活的本真画面。我想,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的时尚叙述,也不缺我一个。就让我遵从心灵,流淌出质朴和真诚吧。成了,叫世上多一种另类的文本。败了,我自会窒息于搅天的信息里,也污染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由于一些大奖和“大师”们的误导和引诱,文学中故弄玄虚者日众,渐渐远离了文学该有的那种质朴和高贵,也将读者吓得所剩无几了。相较于时下红得发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师”,我还是怀念俄罗斯文学,还是敬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向往文学曾有过的那种精神。许多时候,对传统的追忆和学习其实是一种进步。比如,韩愈曾领导的古文运动,表面看是复古,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进步呢?
当然,在题材需要时,我也愿意进行一些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这一点,读者会在我的小说《西夏咒》中看到。
我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大起来,有大的境界,大的格局,大的眼界,大的胸怀。只有在你成为梵高之后,在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向日葵才会燃起生命的火焰。我眼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世界,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万一。这世上,最大的迷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按我自己的选择,我倒愿意穷其一生写好“一家”农民,写出他们的灵魂、命运和追求。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承载了“人类”的全息。
《白虎关》后记(4)
时下,文学界对西部作家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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