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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难行，再怎么说也不能看着北京缺粮，于是，反对者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道光五年秋，陶澍赴上海，会同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设立上海海运总局，招商承运，为此开出了优厚的运费和免税等待遇：如商人装载茶叶等货物和漕粮的比例按三七开，三分带货免税；而且，他还宣布漕粮全交商船承运，政府不派旗丁押运。这主要考虑到这些押运军人不识海路，怕他们晕头转向瞎指挥。

消息传开，商船船主们欢欣鼓舞。当时，东南商人每年从宁波、上海出发，北上天津、东北贩运茶叶和布匹，回程时载回大豆、小麦等物，这条航线正好与清政府所提供的运送漕粮的线路吻合；水手善于利用季风，在航海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每年往返于南北的沙船的失事率仅为百分之一，远低于运河漕船的失事率。

而且，当时沙船每年前往北方时，由于装载的茶、布之类商品重量不足，不得不用石头压舱，来保持船只行驶的稳定###。如果装载漕粮，既可以此压舱，又不影响茶、布的贩运，还能得到清政府的运费。所以，船主踊跃申报，争先恐后，陶澍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

由于待运的漕粮有一百五十余万石，所以，拟分两次运往天津。道光皇帝十分重视此事，重新任命了验米大臣，前往天津与直隶总督共筹收兑事宜。一时间，南北并举，声势浩大。江南提督、山东登莱镇总兵、天津镇总兵沿途布置警卫事宜。其实，北方海域并没有海盗出没，如此布置无疑显示了国家对海运的相当重视。

六、海运皇粮（6）

道光六年（公历1826年）二月下旬，第一批漕粮130万石装载完毕，船队举行了盛大的出航仪式。陶澍设宴款待商船首领，祭告了海神、风神、天后各位神灵，然后千船扬帆，鱼贯出海。当时江澄海明，旌旗飘扬，颇为壮观。

此次海运，只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第一批漕粮便运抵天津（运河漕运正常情况下需四五个月），比照老规矩，清政府划出了一定额度的“耗米”，但颗粒未损，所有“耗米”全归船主。船主本想在天津卖掉这些“耗米”，由于此次海运省心省钱，道光帝心情格外开朗，闻讯立即指令政府按价收购，以便让船主赶紧到东北进货，然后尽快赶回上海运载第二批漕粮。

清政府收下“耗米”，一共向各船主支付白银20万两，船主点清现银，喜出望外，连东北的大豆生意也撂下了，立即驾船南返，运载第二批漕粮。截至四月三十（公历6月5日），第二批漕粮抵达天津，提前完成漕运任务。此次海运南漕共雇佣商船1562只，运漕米163万石，颗粒无损，不溺一人，这在清代漕运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海运优于运河运输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就是海运的运输速度快，周期短，漕米米质也能保证，米色晶莹，损耗也降为最低；加之不经层层关卡，官吏也没有了盘剥中饱的机会；雇佣商船承运，节省了漕船的建造、维修、管理费用，其最终成本大大低于运河运输。据说运输成本仅是河运的一半稍多。

海运南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绝不仅仅意味着运输途径的改变，而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举措。当时学者魏源指出：“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也就是说，漕运之举，起于汉代；海运漕粮，起于元明；而以商船海运漕粮则是道光朝的创举。这是体制上的改革，引进商品经济成分和市场运行机制，改变了过去完全由官府垄断漕运的惯例。

道光皇帝对此次海运结果十分高兴。

琦善、陶澍分别受到嘉奖，力倡海运的英和获赏紫缰（马车使用的紫色缰绳。当时，官员上朝坐马车，车的样式一致，又无车牌号码，白天从车的缰绳，晚上从车上挂的灯笼来识别车主身份）。

当然，道光帝也没忘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他亲笔写下了“安澜利运”、“宣仁利涉”、“湉波济运”三幅字，让陶澍制成匾额，分别送给天后庙、风神庙、海神庙。

但是，此次海运南漕，叫做“试行”，仅海运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一年漕粮。虽然成功，却放弃了。陶澍本拟趁热打铁，奏请将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粮永归海运，被户部阻挠，未获采纳。道光七年，运河疏浚完工，勉强可用，于是又复河运，仅采纳陶澍建议，革除了一些陋规。

道光帝不是不知道海运之利，但是他之所以不敢彻底放弃运河漕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粮食紧缺的当时，这些用于发放北方官兵俸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