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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漕运是怎么一回事儿，就能理解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了。

大家知道，农民要交公粮，过去叫“交皇粮”。说是交粮，实际上，清政府往往要求农民交银子，但对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八个产粮大省则要求农民直接交粮食，什么粮食呢？一般是大米，然后政府再将这些大米通过大运河北运到北京通州，这叫作漕运，以此解决北方粮食不足和保障百官俸禄、士兵军饷的发放。嘉庆道光年间，每年运送漕粮四百万石。

这项“南粮北调”的工程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大政，号称“天庾正供”，耗费了惊人的人力、财力。自嘉庆年间起，漕运就已经弊端丛生，为此，让嘉庆和后来的道光帝伤透了脑筋。伤脑筋的首要原因是运输成本越来越高。

一般说来，漕运的成本包括五部分：

1、水手的工资、口粮的费用；

2、为保护漕粮而动用军队的费用；

3、漕粮的正常损耗；

4、疏浚、维护运河的费用；

5、漕船的建造、维修的费用。

嘉庆以来，有两个因素致使漕运成本骤增：

首先是生态环境恶化。当时，黄河从江苏入海，自乾隆晚年以来，黄河对运河形成倒灌之势，几次水灾，扰乱了运河水系，运河淤塞严重，漕船往往搁浅。这样一来，漕船不能按时抵京，时间一长，水手的口粮、工资，调动军队的开支大增；漕粮也更易霉变损耗；为了驶过浅滩，不得不动用上万纤夫节节拉纤，不仅额外平添了不少开支，而且拉坏了无数漕船，漕船修造的费用也是居高不下。

其次，吏治###也增大了漕运成本。譬如，在漕船修造这个环节上，当时有漕船六千艘以上，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负责修船的官吏弄虚作假，从###取暴利，仅修船一项，国家每年就要花费上百万两白银。

同时，漕船经过数千里的运河，要想顺利驶抵通州，沿途要交纳不少“陋规”。漕运是“天庾正供”，国家严禁沿途地方官勒索陋规，但你不交陋规，漕船通过船闸、浅滩的时候，就难以获得地方的援助，在验米等环节也会受到刁难。更何况漕丁本身也不清白，所有漕船都不顾国家禁令，私揽客货，超载严重，甚至夹带违禁品，你不交陋规，你过得去层层关卡吗？这样一来，漕粮运到北京，每石米的价格就是南方价格的二三倍了。可见，若仅算经济账的话，漕运可谓得不偿失。

六、海运皇粮（2）

道光年间，著名诗人龚自珍行抵淮浦（江苏淮安），听见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被搅得难以入睡。循着号子声来到河畔，一幅壮观的场面顿时映入他的眼帘，但见篝火烛天，上千纤夫挥汗如雨，喊着发自肺腑的号子，奋力拉挽，将一艘艘漕船拖进船闸。那份艰难，那份苦楚，让诗人目睹了日渐衰退的国家机器运转的巨大代价。作为一名政府下级官员，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歉疚之感，于是，浑身颤抖，热泪横流，脱口吟唱：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大家会不会有个疑问：清政府为什么不直接向北方的官员、兵丁发放现金，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买粮呢？其实，这个办法清政府不是没想过，但是，当时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国内市场并未形成，少量的需求勉强可以满足，要是北方的官员、兵丁都到市场上买粮，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可买。所以，即使千难万险，成本奇高，政府也得保证漕运。因为，那个时候，粮食已经成为战略资源，这关系到国家机器运转和北方粮食的安全，漕粮晚到北京几天，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道光继位五年来，一直为漕运成本过高而烦恼，但是，如今的难题已经不再是成本多高的问题了，漕船都搁浅在运河滩上，一动不动，除非有神仙相助，否则，就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当时，每年漕粮在十一月征完，十二月起运。如今漕粮刚刚起运，就搁浅，关系北方稳定的命脉就被切断，道光皇帝怎能不急？

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清政府为何不尝试陆路运输，怎么一门儿心思非走运河不可呢？

中国古代车辆设计十分落后，解决不了四轮车辆的转向和操控问题，只能设计制造独轮的人力车或两轮的畜力车。这种车装载量很小，加之全国道路十分简陋，车轮和车身之间没有减震装置，通过###极差，速度奇慢。要是这样运粮，一路上人吃马喂，恐怕到了北京，一车粮食基本上也就消耗光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