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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儿子的作业，逐字逐句地纠正他的差错，一边感叹着：“要是侬格阿爸还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

但是阿爸永远也没有回来。母亲希望雁潮快些长大，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楚雁潮从来没见过父亲，家里竟然连父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因为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没有任何准备。儿子就永远也无法认识父亲，只能千遍万遍地在想象中追寻。后来这个家被房东驱赶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没能留下父亲的什么有研究价值的遗物。他的遗物也无非就是一些和母亲共用的书，一些旧衣服和一把旧雨伞，还有一函线装的《楚氏族谱》，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上面记载着楚家的血脉，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过“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书时的最后一代则兴办了“国学”。上面当然没有来得及印上父亲和楚雁潮的名字，但这条千古未绝的血脉正是由他们延续下来的。尽管母亲有千种遗憾万种感伤，但她觉得惟一对得起父亲的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留下了根。

父亲恐怕早就死了，也许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晚上。

是谁杀死了父亲呢？不知道。二十多年来，母亲、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知道。无论他是作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害，还是作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都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供后人做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边都数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没有记着他，没有留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戴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进了高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水一样的同学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含热血的心扎得干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流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读书，好好做人，这是最要紧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母训下凭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学。他感激北大录取了他，表现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北大怀着儿子对母亲那样的感情。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亲”对他的父亲到底持什么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说不定对父亲的问题还有过争论。留校毕竟不同于入党，他一直没有勇气再在政治上做无谓的试探，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创伤。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却比他固执，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道写了多少份，被同事们讥笑为“党迷”，但至今也没有结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流着眼泪、追着领导诉说。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信仰的真诚，而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愿意让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样的笑柄。五年上学、一年见习和一年多的执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却始终徘徊在党的门外，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

楚雁潮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积郁，他似乎应该感到一丝宣泄的快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是没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仍然压迫着他。也许是因为压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过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当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巨石时，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