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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埃维昂就是一次难得的跨文化交流，它要求我们必须在国际多边视野里处理各种问题，在一些小事上多多体现我们的大国风范。正如吴大使常对我们所说的那样，外交工作处理好了，投入少，产出大。埃维昂会议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21个国家和4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与会国家占全球80％的人口、88％的GDP和75％的贸易。用历史的眼光看，埃维昂在“非典”期间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外交舞台，通过3500多名记者，我国在发展等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传遍世界。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不论胡主席以何种形式出席八国峰会，其到会本身就是一个外交突破。它既说明中国外交更加务实，更关注自身利益，也表明了中国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自信，实现了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转换。《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Bringing　China　In　From　the　Cold）的评论文章，认为“八国”无论是处理朝鲜问题，还是防止全球变暖，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中国与美国，“八国”必须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承认中国的国际作用。我想，随着今后时间的推移，埃维昂会议的重要意义还将越发显现……超越思维定式——文化对话的历史机遇

徐波�〖〗代�〖〗跋

在我印象中，法国外交官出使中国后都喜欢留下一点笔墨，写上几本书，让法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在中国外交官开始写书的也不少，我稀里糊涂也就此赶了趟时髦，但直到今天住笔后如鲠在喉的心情才有所放松。

从2004年4月到上海世博局负责国际联络工作以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2004年我们总共接待了398批外宾），我一直殚精竭虑般地去完成这件“自找”的任务。说自找，因为它不是我的工作，且又要牺牲我许多宝贵的业余时间，但我如此矢志不渝，是因为我将文化对话看作是一种历史责任，抑或个人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的选择则又源于我对生活的回报。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十分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它让我每天在交朋友，每天在宣传自己的祖国。同样，在认识朋友，宣传祖国的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全面认识法国，从而使我有可能以本书的形式向各位朋友叙述我对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体验。2004年10月11日晚，我很高兴与前来主持法国文化年开幕式的希拉克总统及其顾问班子主要成员在上海别后重逢，大家均感到非常亲切。当时一种谱写历史的感觉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使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化对话使命更为坚定。

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大交流的世纪，中法互办文化年成功经验使我对此坚信无疑。尽管出现“”恐怖活动，伊拉克的暴力也远没有结束，但我确信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交流时代。空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无论是财富的创造速率，还是资源配置的广度均使人类交往更加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已成为现实需要，甚至是一种生产力。如今，全世界用得最多的词汇是“跨文化对话”。如果你从英文雅虎网站查Cross　culture　dialogue，有关条目则高达974条。如果你又将其随机输入中文搜索引擎酷狗（Google），你就会发现300多条有关跨文化对话论坛的消息。然而，我又非常矛盾地发现，全球化时代、数字化通讯并没有消除或减少文化差异，有时沟通还很难，不同的文化之间还缺乏了解，超越思维定式才是人类大交流的前提。

何谓思维定式？那就是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将自己的行为模式无限延伸到他国的人与事。许多人对何谓思维定式熟视无睹，因为它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一位从事文化对话研究的学者警告我说，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防范抱着自身文化不放，排斥外来文化的文化部落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以为所言极是。勇于接受多元文化和外来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有人问过我，你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这莫过于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站在外事岗位上的我，几乎天天都生活在文化碰撞的漩涡之中，需要用智慧和勇气去解决一个又一个文化冲突问题。在法国那么多年，也有朋友问我对法国社会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法国文化的包容性。我想，我们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前提就是开放和能够吸纳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