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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之犊不怕虎，在众人惴惴之时，偏要以卵击石！

他前一天即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此刻正是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悲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到江上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张居正对他十分恼恨。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他终究不能为圣贤】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不世之才”，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