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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h t t p : / / h 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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