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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几乎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终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霸气　书库　｜。。）。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与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官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才能体会到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把金带再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明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龙庆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吉星照我上殿阁】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必然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