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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长存，如果不是永垂不朽的话。

时代变了，在现代，随着社会、文化运动的发展，雄伟的寺庙、巨大的建筑艺术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或体现某个人的伟大，因为人民不再是一团星云，对国王、神唯命是从，因而当代领导人的历史感受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现，就是对写自己的历史直接表示关心，尤其是对一生中的转折点颇为重视。

从阿拉伯历史的角度，萨达姆对如何撰写历史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首先从一般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为谁写历史，如何写？是为活着的人写，还是为死了的人写？我们为什么坚持公正地撰写值得写的个人的历史？”三个方面的问题。

他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历史当然是为活着的人写的。为英雄人物作传不仅是对那些为祖国献身的人表示的一种敬意或作为一本证书发给他们，而更主要的是作为后来人的教训和榜样，勉励他们前进，超过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历史不是写给死人的，不是为大理石的陵墓写的。耶稣曾说过：‘让死者去掩埋他们的死者吧。’这就是说，生命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最为忧虑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同活着的人谈，指导他们，对那些已死去，只是在头脑里和心目中没有被忘记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历史不是写给活人，指导他们，就失去了作用和积极意义，也就失去了写它的理由。”

萨达姆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回答说：“难道我们可以设想有朝一日社会和生活会在没有领导人和各级领导的情况下朝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前进吗？回答是否定的，不能那么去设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先例。”接着他指出：“领袖既是社会的儿子又是父亲。前者是指社会培养、造就了他，后者则指他对社会所担负的领导作用。当领袖作为社会的父亲时，不应是落后的、氏族式的父亲，即封建家长，他的父道应体现在革命的、民主的关系及相互反映上。”

萨达姆不否认个人的伟大和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但他认为英雄气概也是社会带给他们的。他说：“我们不应忘记英雄气概也基本上是社会的产儿，因为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准备作出牺牲、提供条件，就不会诞生英雄。我们应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个人的作用、牺牲精神同社会正确地联系起来，从而在谈到社会、人民大众的作用时，不要抹杀个人的作用；相反，在谈到个人时，不要忘记人民大众。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萨达姆作为理论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讨论全国和民族教育委员会为修改教材起草的一份报告时指出：“我们为指出某个人怎么伟大，有哪些业绩，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时代和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而孤立地去谈，应同时代、个人的能力及所处的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谈，在正确的范畴内突出某个人的伟大之处……”

所谓不脱离时代，就是说将历史事件和时间、地点联系起来，将历史英雄人物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思想。

但萨达姆的理解与此稍有不同，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事件和历史英雄人物不要同现在脱离，只此而已。

由此，他对有时对革命进行描绘使用的“错误的词汇”进行了批评，例如将7月17日革命描绘成是“进步的”，就好像“进步的性质”是这一革命的最后定论一样，而实质上，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仅将其描绘成进步的实际上等于降低了它的价值和实质标准，因为这场革命将在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还例如，有人将伊拉克实现石油国有化的决定称之为“历史性的决定”，实际上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萨达姆说：“现在我们谈论国有化的决定，我们的确认为这是一项引以为自豪的伟大工作。但从现在起十年后，随着历史的进程，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享有重要的地位了，将来的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因此，我们在谈到这项工作时，不应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反响乃至整个革命进程割裂开。”这就是说要从将来的角度谈论历史事件，不要同未来割裂开。

萨达姆还从心理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两种事情很吸引人：一种是人们所相信的但又绝对看不见的东西，另一种是既相信又可以经常触摸到的东西。当我们谈论看得见的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手里的东西时，就好像在谈论某种抽象的东西——尚未实现的目标——一样。像这种东西是不会激起人们的热情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如意算盘不能不说打错了……”例如，这种理性的见解也体现在伊拉克公民对伊拉克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