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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其本质就是“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是区别等级　；强调差异　；由于差别而产生了贱者、幼者对贵者、长者。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契约文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并不全面排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契约资源，更不是说中国人都不讲信用，而是说，中国缺乏契约文明基础，难以形成普遍的信用风气。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除了重“礼”，也十分重视“信”。但是，儒家所讲的“信”，与契约文明中的信用有极大的差别：

其一，儒家所讲的“信”，是伦理学上的“信”，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局限于亲缘、准亲缘即“熟人”之间的“信”。“信”的圈子仅与亲缘程度相关，很小很狭隘。而契约文化中的信用则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这种信用将全社会的所有“陌生人”都囊括进来，因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其二，儒家所讲的“信”，是“诚善于心之谓信”，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单方许诺、立誓。这种单方面的“信”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毕竟少见，“信”往往随境而变。而契约文明中的信，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基础上，是对双方相互合作的约束，是合意，是互信，因而相对稳定。

其三，儒家所讲的“信”与儒家所强调的“礼”、“仁”、“义”比较起来，是一种次要的道德义务。在儒家的“四教”、“五教”、“五常”中，“信”均列末位，而在“四端”中根本就没有“信”的位置。这与契约文明中把“信”作为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完全不同。

所以，历史上的中国虽然也有很多的契约形式，但仅局限于土地、房产、过继、卖身等少数领域，而且契约形式极不规范，甚至只有口头形式，缺乏契约合同法规。由于受到宗法伦理关系的严重制约，这些契约缺乏作为契约文明本质的自由、公平、合意等价值内涵。

至此我们可以判明，像刘备那样把江山托孤给诸葛亮，只是一种熟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一种契约；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和阿斗直到生命终结，虽然其中包含有契约的因素，但体现的不是一种契约文化，而是一种忠义精神。到了近代及至当今，中国的一些茶房酒肆，街坊邻居买酱油买酒，都是可以口头赊账的。到某小酒店喝酒，一个月喝了八回，不用立即付钱，月底结算就可以，所以孔乙己能免费喝到月底。这就是中国古代遗留的“仁”、“义”传统，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赖钱总不好意思吧。这当中契约文化的因素很少，虽然也有合意，也有履行，但不是源自契约，而是源自儒家文化的“仁”、“义”。在一些传统的手工业作坊里，师徒关系也是靠忠义而不是用契约来维持的。师傅传手艺给徒弟，负责徒弟的衣食生活，徒弟尽忠努力工作。这样的文化传统，自然难以形成类似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

契约文明包含的内容有：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

特权意识浓厚，不知平等为何物（1）

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长的时间。统治对象的相对稳定，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观。一切社会资源都围绕帝王、天子这一中央集权运转。孔子的儒家文化造就了这种集权统治，集权统治又繁荣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高度集中，统治者拥有全国的土地，垄断着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和资源，官僚们因战功、做官取得的土地，也不是恒久不变的。这种现象久而久之就在权力阶层形成了特权意识，而特权意识与契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所谓特权，就是法律、制度规定、道德规范之外的特殊权利，是一般人不能享有的权利。特权无疑是对契约精神所倡导的公正、平等等原则的挑战，对契约精神的背弃，因此必然招致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特权生存空间日益压缩、平等观念和契约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的过程。

现实生活中一些掌握了权力的人，特权思想和特权作风相当严重。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不知平等为何物；二是我的地盘我要做主。这种特权意识是对契约精神最大的侵犯。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