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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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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