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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兵汤姆·伯吉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

2。临时战斗单位

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福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

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自己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