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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上有个男人停下脚步,朝我住的这楼看过来。他穿着一套浅色的夏季衣服,头上戴着一顶草帽。我们互相注视了好几秒钟,两人都没有动。我觉得自己好像要瘫痪了一样,没办法对他做任何手势。最后他自己走过街来。 我等了一会儿,才把公寓的门打开。听到他脚步声逐渐接近我们这户时,我离开大门,走向饭厅。他走了进来,把草帽脱下,态度跟我同样不自然,对我简简单单地打了招呼:“你好,爱罗蒂。”我也回了他的招呼。他把大门关上,走进饭厅。他的样子就跟班杰明形容的一样: 身体强壮,表情宁静,眼神正直,头发和胡子都是棕色的,双手大大的,就像木匠的手一样。惟一缺少的,只有他的微笑。可是他不能笑,至于我,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的表情一定非常笨拙,就好像两个演员突然忘词了一样。我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对着他看,过了几秒钟以后,我不知怎么地冒出了一句:“请坐,我去准备咖啡。” 在厨房里准备咖啡时,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双手发抖,端着咖啡回饭厅。这次,他坐在饭桌前,草帽放在沙发上。我大姑欧蒂来看我们的时候,就是睡在这张沙发上。虽然天气很热,可是我不敢开窗户,因为我怕附近邻居看到我们。我告诉他:“你可以把西装外套脱掉。”他说了声谢谢,把西装外套挂在自己的椅背上。 我们各居饭桌一方,安静地喝着咖啡。我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注视他。跟我一样,他也不愿意提起班杰明,或是任何跟前线有关的事,因为只要提起战争,我们就不得不说到班杰明。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他告诉我他跟他哥哥夏尔在北美洲冒险的事,他哥哥一直到现在还留在那边没回来。他也把他跟小路易之间的交情讲给我听。小路易是个退休的职业拳手,现在开了一家咖啡馆。他形容小路易怎么跟他的顾客玩用吸管喝啤酒的游戏。听到这里,我抬起头来,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他的笑容在童真稚气中又让人觉得非常舒适可靠,使他脸上的整个表情都柔和了下来。 接着,他问我他能不能抽根烟。我到厨房里去找了一个小碟子给他当烟灰缸。他点了根高卢牌的烟,然后就静默不语。我们听得到外面孩子在玩耍的声音。他吸了两口烟,然后就把烟捻熄了,站起身来,用很柔和的声音对我说:“这主意实在荒谬,可是我们可以对他撒个谎,假装我们做了。这样,他在战壕里也许会比较安心。” 我没有回答,也始终没有勇气抬起头来正视他。他拿起沙发上的草帽,对我说:“如果在我走以前,你想跟我联络的话,你可以在阿美洛街小路易的咖啡馆给我留话。”他走向大门,我也站了起来,在他之前到了门口,拉住他,叫他不要走。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能正视他的眼睛了。他把我拉近,让我靠着他的肩膀,把手插在我的头发里。我们就这样站着,没说一句话。过了一阵子,我把他的手拿开,走回饭厅。他来以前,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卧房,想把所有跟班杰明有关的东西都拿开,可是弄了很久以后决定放弃。我不要和他去我跟班杰明的卧房,也不要去用孩子们的卧房。 我没有转身对着他,只是站在沙发旁边,先把洋装脱掉,然后开始脱别的衣物。我脱衣服时,他温柔地亲吻我的脖子。 那天晚上,他带我去国会大厦那里的一家餐厅吃饭。他坐在我对面,对我微笑。看着他的微笑,我觉得一切都有如在梦幻中,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是真正的我了。他告诉我,有次他怎么跟小路易捉弄一个吝啬的顾客,我只顾着看他,没有全部听进去,可是,当他讲完笑起来的时候,我也跟着他笑了。看到我笑,他说:“爱罗蒂,你应该多笑。爱斯基摩人有这样一个说法: 当一个女人笑的时候,男人就要赶快数数她露出了几颗牙齿。他算到几颗牙齿,下次去打猎时就能捉到几头海豹。”我听了之后又笑了起来,可是时间很短,他大概只算到五六颗牙齿吧。他对我说:“没关系,我们叫点别的东西吃吧。我最讨厌吃海豹肉了。” 吃完饭他送我回家。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用手臂环绕着我的肩膀,我们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很大的回响。这时候,所有的痛苦、眼泪、丧礼,所有的人和所有跟未来有关的思维,都暂时消失了。当我们走到公寓大楼前,他把我的手包在他的大手里,帽子往后推了推,说:“如果你要我上楼,我会很高兴。”然后他跟我一起上了楼。 第二天下午,我跟他去他在达瓦街的家。他在阁楼的小房间还一直租着。他说他从前在大楼的院子里有个作坊。 第三天是个星期四,他来我家吃午饭。他带着一束红玫瑰和一个樱桃派来,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我们亲热以后,光着身子进餐。饭后我们继续亲热,难分难舍,一直到晚上。他坐第二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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