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3/4 页)

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绝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

又次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溥，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则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人有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先生这篇答林琴南书，实吾国新旧争论时期之一件重要文献。把他办学的宗旨与苦心，说的极为清楚。处吾国一处落后的情况下，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大学将延聘不到良好教员，学校一定无法办好。故他只得取人之长，而不重要其短。他说“复辟主义，*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于学校耶？”因为他对延聘教员系取人之长，期使学生得受良好教育。他们之中，如有在校外发表不法言论者，苟触犯国法，自应由政府依法取缔。学校既不能庇护，亦不能代负其责任。

蔡先生“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发表于*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后不到两月，即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吾国政治教育文化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影响。因人们对之看法与了解不同，故其为功为罪，尚无定论。笔者于五十八年九月《传记文学》曾有评议，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对于容许以白话文编讲义及讲授课的道理，说的清楚合理。对于以后白话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响。因五四以后人们对于一切革新，无论批评或赞扬，都认为系五四造因；对蔡先生替白话文的辩护，反少注意。故本文对蔡先生此函括引特多，期使阅者了解白话文发展经过之*。

在大学预科受学时期，有几件琐事，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在民六的冬季，学校规定凡学年考试国文、英文或数学，有一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升级，当时大家都兢兢业业，惟恐以此留级。而学年考试终结，确有好些人未能升级。可惜此项规定以后未克继续实行。因为五四前后，有些学生自己的学业很有成就，却主张学校应该废弃考试。犹忆蒋梦麟先生答复一个学识很好的学生朱谦之的信，被其公开发表。蒋说：要文凭就要考试，不要文凭就可以不要考试。朱答复说：读书为求学问，本来他就没有想要文凭。朱君既未参加五四运动工作，思想亦不左倾，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著有《周秦诸子通论》，但他极力主张学校废弃考试，这种废止考试的呼声，很影响考试的严格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