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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

这事虽说过去已经十多年了，可两家都记忆犹新。从高宗藩这面来讲，被人欺凌辱骂当然是刻骨铭心的；从孙祥振这面来说，父亲当年和高家结下了疙瘩，而如今人家又掌着东庄的印把子，还不是绵羊趴在砧板上一人家想割头就割头，想摘蛋就摘蛋。难怪他忐忑不安六神无主了。

孙祥振一不担心挨打、二不担心挨骂，他知道高宗藩不会这么干的。他最担心的是怕高宗藩在给他定成份的问题上玩他一下子。共产党是最讲究成份的，这东西就像人的魂一样，要跟定你一辈子，不，几辈子，关系到全家人甚至子子孙孙的命运。他高宗藩要是公报私仇，你又能拿他怎样呢！

孙祥振唉声叹气没有用，心里怨恨父亲当年没长前后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孙祥振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来求高宗藩了。

高宗藩正在吃晚饭，名副其实是“晚”饭，天都黑定老久了。他天天都这么晚才回家来吃饭，因为村里的事太多，他不把一天的大小事情都理出个头绪来，是不会吃晚饭的。

孙祥振也摸清了这个规律，就在高宗藩刚刚端起饭碗时，他像影子一样，悄悄溜进了高家。

“嘿嘿，”孙祥振干笑了两声，“听说老奶奶身体欠安，早就该过来看看的，只是……”他边说着边把一只布袋子往桌上一放。

高宗藩起先以为是桃酥、馓子之类的东西。当地人看望病人或老年人，都喜欢带点这类果品，值不了几个钱，表表心意。孙高两家虽无往来，人老几辈子都住在一个庄，人家提点果子来看老人，总不能拒之门外吧。可是等孙祥振把口袋放到桌上时，听到“咕咚”一声，显得很沉重。高宗藩就生了疑心，问：“袋里装的啥？”

“俺来孝敬孝敬高奶奶的。”孙祥振把袋里的东西“哗”地倒在桌上，垒成六摞，是六十块“大鬼头”洋钱。

高宗藩一见洋钱，一股无名怒火直冲脑门儿。可是他立即压了下去，他想自己是个村干部，还是个在组织的人，哪能动不动就发火呢？于是心平气和地说：“祥振，有什么话，你直说。”

“高村长，”孙祥振吞吞吐吐地说，“就是，就是，俺家成份的事……”

高宗藩指着洋钱说：“孙祥振，你把钱收起来。你家成份怎么定是村里根据上面给的杠子划的，不是靠钱来定的。”

孙祥震对他这几句平平淡淡的话掂量一下份量，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是把钱收起的好，还是不收起的好，就试探着说：“你看俺两家过去那场不愉快的事……”

“嘿，我说你呀，”高宗藩把手中的筷子往桌上一顿说，“桥是桥，路是路嘛，别说当年是你爹得罪我，就是你我有点啥，那也是过去的私事呀，你放心，我会公事公办的。”说完不等他再开口就拎起桌上的口袋三把两把将洋钱划拉起来，塞进了孙祥振的怀里。

孙祥振往家走的一路上想了很多，到底吃不准高宗藩的态度，就找一位亲戚参谋。那亲戚说：“这下糟了，常言说，是人不打笑脸的，是官不撵送礼的，他把你撵了出来，这事就不妙，还说要公事公办，那就是他心里早就打好你的谱啦，你这恶霸地主帽子戴定了！”

好长一段时间里，孙祥振真是把心提到嗓子眼儿里过日子的，当然在自叹倒霉的同时，也恨高宗藩。可他万万没想到，村里张榜公布时，他的名子排在“富农”之列。这时，他才相信高宗藩的确没故意整他。不仅如此，所有人对自己的成份问题都感到恰如其分，大家都说高宗藩办事公平，不藏私心。整个土改期间，高宗藩所领导的东庄没有错划、漏划一个地主、富农，没有扩大斗争面，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分地、分房、分物期间没有人营私舞弊，没有人鲸吞公物。高宗藩等东庄村的党员、干部们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一九四八年冬，继辽沈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地上，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此时郯城第二次解放，高宗藩担任东庄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兼民兵连长。他带领着东庄村人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红色政权，为了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积极响应山东省支前司令部的号召，参军参战，奋勇支前。次年一交春，高宗藩带领一百多辆小车奉命往前线送军粮。他们推着每车装有一两千斤粮食的小车，奔波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吃苦挨累不说，时不时天上有敌机俯冲扫射。山沟里，草棵里还会突然冒出几个国民党军队或还乡团、杂牌军的散兵游勇们前来骚扰。就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藩的运粮队没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