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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厂，我们再研究。现在你们吃住就到招待所，钱嘛，先自己掏。“妻子说：”这人生地不熟，要饭也找不到家儿。“

赵厂长听了原委，说：“别听他们胡说，一群不知道深浅的东西。调来一个人才是容易的？商调手续你来我往，调档案，发公函，双方领导磨嘴皮子，本人也不知道磕了多少头。”赵厂长说到我的心窝里了，我竟当着他的面流下了泪。我说：“想起调动，我的皮都叫剥了一层。”赵厂长扭头对小毛说：“就算是我的客人，食宿都记到我头上。”又劝我说：“老乡别介意，办公室的人就那么个水平，只会照章办事，没高没低的。前两天，来了一个英语老师姓钱，他们要听课。这个钱老师问是用英语讲，还是用汉语讲，他们说随便。这个钱老师就用英语讲了一堂，第二堂就不让讲了，说你这材料大，搁这厂里太亏，就把人家推到局里去了。这个钱老师是上海医学院1959年毕业生，上学时打成右派，毕业后不予分配工作，赶回广东惠阳老家，管制劳动。1962年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时，说他有海外关系，怕他离海边近，串通一气做内应，又把他正式判刑十年，押解到青海劳改服刑。刑满后就在当地就业，当医生。这次他是以医生名义来的，咱们厂里缺英语老师，他就改行教英语，多好的同志，硬是让这些经办人把人才赶跑了。多么叫人痛心。就那么个素质，就那么个水平。”赵厂长说了那么多，我都没有往心里去，他忽然提到沙家什么的，我才一个惊愕，灵醒过来。他问：“你在菊乡工作多年，听没听说沙家湾沙一方家还有人没有？”我说：“赵厂长真是菊乡人了，还知道沙一方！”

我就说了点天灯女人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沙郑两家几十年的恩怨纠葛。他听了，无限悲戚地勾下头，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这么说，她活下来了。”我问：“你是说谁？”他不回答我，只一个劲地自言自语：“她活下来了，她活下来了，她活下来了。后来哩，她人哩？”我问：“你说谁，赵厂长？”他才知道自己失态了，戚然地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她叫郑翠香，就是这个名字。”听他念叨，我们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赵大山。

他说，那时他本想让地下党搭救她，只是地下党力量太小，得想办法暗救，智救，不能明救，硬救。时间太紧，眼看人就要被烧了，他心急如焚，就叫上打油的伙伴去闹场子，想趁乱抢走她。“谁想油匠里有黑道上的刀客，漏了风，这些人为了抢走郑翠香，从背后向我开了黑枪。也是我命大，没有死，我爬到山坡上，藏到一家车屋里，这家男人就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我养好了伤，正式参加了革命，党组织没有计较我的过失，我就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后来部队改编为石油师，开进克拉玛依，开发大油田，我就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伤感地说，“没想到她还活着，走上了刀客路……”

他说，他们该有一个孩子。

他说，沙家坏事干尽，应当断子绝孙。

我说了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沙吾同的遭遇。

我说了菊乡几十年来的人事变迁。说了郑运昌，郑连三。

就是没有敢把沙吾同就在六厂当疯子的事告诉他。这天夜里我不知道我到底睡着了没有。

第三卷第十二章戈壁“疯”景线（4　）

大风是第二天早晨突然刮起来的。没有任何前奏，我起来上厕所，只听一声尖啸，犹如高空丢下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就铺天盖地了。我们没有见过这种阵势，赶忙窝到屋里。妻子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只怕一松手，就让大风刮了去，又怕大风把房顶掀了，墙倒屋塌，砸住孩子。这时屋子外边，像有万马奔腾，像是两军厮杀。天已经闪亮了，我挪到窗边，看马路边的树几乎被风吹得趴到地上，沙砾被风扬起，拍打着玻璃，劈劈啪啪响。招待所的小毛怕我们害怕，用纱巾裹着头脸跑到这边来给我们做伴。她说：“克拉玛依的风堪称世界之最。风多，一年只一场风，开春刮到秋后。”说着笑了，为她的幽默，我也笑了。她说，这厂区要好得多。要是正在戈壁滩上跑井，碰上大风，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你要躲不到有沟的地方，两手扒住地，大风能把你吹上天，抛到几公里之外，再吹起，再抛，你就不用活了。要是汽车，能把你掀翻，让你像驴打滚。就是在厂区，车不开进车库，那你看吧，沙子会把车身子打得连一点电镀也没有，光光的成了大白熊。前年春天，她还在第一线当采油工。原来预报有十级大风，没刮。都说预报错了，没在意，她刚刚到一个井口房里抄好压力，取了油样，看见西天边有一道白线，心想糟啦，急忙往站上跑，半道上风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