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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了寄自芦墟的讣告。陆阿妹老太太去世了。不知是什么事情耽搁，我没有能去为她送行。曲终人去。《五姑娘》不朽。但陆阿妹不再唱了。也没有人像陆阿妹那样唱了。

“山歌唱来唱去唱勿清，各人各唱各人心。”陆阿妹这句话还会被我们记住吗？

初为人师（1）

这些年似乎有个变化，大学老师和研究生的关系亲近，与本科生的关系疏远。八十年代不必说博士生，即便硕士生也很少，老师和本科生构成了基本的师生关系。我一直不习惯，也制止研究生称自己是什么“老板”。“老板”这个词在今日大学的流行，正是大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那时，我以“辅导员”的身份带本科生，这一经历成为我深刻的青春记忆。一个有机会和自己的学生一道成长的老师是幸福的。

“辅导员”这个岗位是指那些专职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人，业余的则称为“班主任”，每个大学的情况不同，但只要讲“政治辅导员”，大学里的人就知道这是什么身份。因为这个岗位的特殊，政治辅导员的身份，也有很难界定的一面。可以像行政人员那样定级，后来也可以评职称，编制是教师的一种，这又比其他行政人员优越。可以评职称，是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大学行政化的势头尚未出现，做业务教师好像比其他岗位更具吸引力，用这样的办法既可以稳定政治辅导员队伍，也可以提高政治辅导员在学生中的威信。这都是强调这个岗位的重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学生思想起伏，时有*出现，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也因此显得重要。后来行政人员也可评职称，但不是教师系列，是管理系列。在一般的观点中，这两个系列的职称“含金量”不一样。其实，这并没有解决这个岗位本身的困境，辅导员队伍是否稳定，不在于体制赋予其什么重要功能，而在于大学体制中它究竟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

能够在党务行政系列不断升迁的总是少数，就个人而言，或许你已有副教授、教授的头衔，但这与学术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个系列中，评上教授、副教授的，自然也有不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著，但只要考量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我们就知道多数论著其实并无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它只是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某种指标而已。我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走进辅导员队伍，又走出辅导员队伍的。

送走一九八二级学生，系里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你把这一届学生带好，我给你磕头。”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如是说。我新带的这个年级，一九八五年入学，据说是“*”恢复招生后最难管理的两个年级之一。我在带八二级时，和八五级的一些同学有些接触，已经感受到这一届同学和我这一代大学生的差别，用传统的说法，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偶尔和学生会干部去宿舍楼查卫生状况，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总是最脏的，很多学生喜欢踢足球，床上、脸盆里散乱着臭袜子和衣服，而不少女生宿舍的桌子上也从来不缺瓜子壳。别的年级男生宿舍很少有女生，而这个年级的男生宿舍常有做客的女生。系科不赞成男生到女生宿舍，但没有明确不赞成女生到男生宿舍，所以班主任很难管理。当时，我还年轻，像学生模样，如果去女生宿舍看学生，也会被管理宿舍的人拦在门外盘问，后来我只好带上工作证，这样可以自由出没。传闻中，这个年级的一个女生，一次在操场从口袋里掏香烟时，竟然掉下一只避孕套！这一传闻传了许多年，有一天当传闻中的这个女生站在我面前时，我的感觉特别复杂。

领导说，把这样的差班交给我，是考虑我思想比较解放，可能与他们容易磨合。此时的我，思想观点也确实处于转型之中。当时我们还不习惯区分个别行为和思想品德的差异。而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成长背景中，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思想方法的转型，我更多的是以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由这些学生的表现，看到了自己过去分裂的自我。我们是在传统的尺度规范下成长的，先有这个前提，才有后来遭遇到的变革，在变革之中，我们逐渐打破了一些陈规，因此和变动中的秩序没有对立、尖锐的冲突。而我此时面对的学生不同，那把传统的尺度在他们身后，不在他们身上，他们首先习惯的是变革，不是既有的秩序，于是我们看他们，总以为他们脱序。我的这些想法被视为“异端”。在学校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研讨会上，我常常毫不掩饰地发表自己的这些想法。后来有人提醒我，你的这些想法并无不妥，但不适宜在会上说，这样让领导很为难。这个提醒尽管善意，但反而让我和我的学生一样“逆反”。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几个部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