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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还乡团反攻倒算,你是上级,怎么说怎么有理。还有我要申明一点,啤酒厂在招商会上根本无人问津,参加招商会的同志十分清楚,我们是在最后半天抓住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按说国有企业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要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的程序确实有点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啤酒厂公开招标拍卖,六百万美金要是能转让出去,我马上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开口了,他将目光转向黄以恒。
黄以恒语气很平静,他说:“我同意叶书记对合安改革的原则性立场,合安啤酒厂有过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已经完成了历史史命,啤酒厂全部转让产权是改革的必然,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需要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经过思想反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刚才我听了天良同志热情洋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区改革就像当初工业区建设一样,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是深有体会的,许多在桌面上合理的,拿到工作中就不合理了,在桌面上不合理的,却又必须要在工作中实施。确实按国务院规定,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进行公开拍卖,但天良同志说得对,公开拍卖是卖不到六百万美元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年前合安是有优势的,但十年后这个优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发展了,我们原地不动,十年前周边省份都没有高速公路,但现在人家都有了,但我们省没有,我们不但优势没有了,还变成了劣势。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所以说合安今天的困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县拿钱来修高速公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七百万美元虽然离我们理想的价格少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企业贬值的速度比折旧本身要高得多,我们只能从长远来考虑这件事,因为台商来后,我们的就业人员还要增加,规模扩大后税收也相应增加,无形的社会效益和有形的经济效益都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签字。台商肯定不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相信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的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议一议,当然最后还得由叶书记拍板。”
黄以恒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就连宣中阳也半张着嘴,眼睛里异常迷惘。郑天良尽管对黄以恒有成见,但此时黄以恒的表态,就像自己在雪地里快要冻僵了时候突然送过来了一双棉鞋,这双棉鞋提供了他一身的热量。他也没想到叶正亭如此不给情面地当众对他进行质疑,他的心里有些乱。
宣中阳和其他常委们见黄以恒与叶正亭明显调子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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