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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关系，你一定要满足老先生的愿望。”

陈鹤龄毫无必要地咳嗽了两声，有些掩饰紧张的样子，他说：“江可馨小姐是一九四八年因不愿参加内战而自动逃离了国民党军队，在界牌乡玄慧寺以避战乱，其间她以自己高明的医术救助乡里百姓，看病送药，无微不至，与乡邻关系很好，乡邻们也常以米面和粮油接济江可馨，逢年过节，邀江可馨到家里吃饭，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时，江可馨还帮助过解放军救治伤员。一九五0　年人口普查时，查明其身份是上海静安卫校毕业，其时她一直惦记在上海生病的哥哥，但由于战乱，音讯全无，所以江可馨就留在合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医院当护士。一九五一年春患疟疾，因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下，不治身亡。逝世后由政府棺葬在县城西郊坟地，由于江可馨坟墓无人祭扫，因而也渐渐位置模糊，但大体方位在东北角。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档案局找到了江可馨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江可馨获得新生后在县城照的，现放大赠交江本仁先生，以慰思亲之情。本县对江可馨照顾不周，还望江先生多多包涵和宽恕。”

江本仁老先生听完了介绍后颤颤微微地站起来对着在坐的各位深深鞠了一躬，又对着自己妹妹的像鞠了一躬。他抹着枯涩的眼泪：“感谢合安县政府让我了却了寻找妹妹的心愿，感谢合安政府和乡亲对妹妹的照顾和体恤。妹妹虽已故去，但她亡灵有知，当与我一样感激涕零。”说完老人又鞠了一躬。

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将江可馨的像片交给江本仁的时候，老人家又一次哭了，他不停的摸着妹妹的脸，将像片贴在胸口上，嘴里嘟嘟囔囔的说着：“妹妹，我对不起你，我有罪呀！”

孔令根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一记录在录像机镜头里。

在西郊乱坟岗上，江老先生面对着一片被荒草淹没了的乱坟，将一瓶白酒横洒在地上，然后又亲手点着了纸钱，老人的手在风中颤抖，眼中已经没有了泪水，嘴里喃喃地说着：“妹妹，哥哥来看你来了，你安息吧！我要把工厂建在这里，让你每天都能感知到哥哥在你的身边。”

寒冷的风吹起老人一头稀疏的白发，纸钱烧起的灰在空中漫天飞舞，几只饥饿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突然间又像弹片一样四处飞溅。荒凉的阳光无济于事地铺陈在乱坟上，多了一份凄清。

江老先生由于情绪过分激动，中午和晚上都在宾馆里休息，晚宴也没参加，他在房间里按照自己带来的食谱让宾馆做了简单的几个菜。下午郑天良、沈一飞以及经委、计委的同志都参加了在蓝湖宾馆会议室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啤酒厂转让价格从一千二百万美元降到了九百万美元，但孔令根在这一价格上仍死活不愿成交。孔令根无比狡猾，他以曾经沧海的阅历和企业家的精明让郑天良无计可施，孔令根不紧不慢地说：“中飞接手后要全面改造车间和生产线，而贵方的资产折旧按百分之七计算显然是不公允的，起码按百分之二十五计算，另外就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局限性明显，运输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减税期限至少不低于三年。”沈一飞沉不住气了，他针锋相对地反击说：“孔先生，我们建厂的投资额超过了一个亿，当初建设项目表你已经看到了，低于九百万美元是不好向县委县政府交待的。你说运输成本提高，但你还忽视了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现在的投资方向正从沿海向我们内陆地区转移，而合安正处于沿海向内陆的过渡区域。如果孔先生认为我们报价太高的话，我看不签也可以。”

郑天良立即打断沈一飞的话：“谁让你乱表态的，有你这样谈判的吗？”

沈一飞在郑天良强大的声音压力下，不敢说话了，他看到郑天良的眼睛里露出了闪闪寒光。

孔令根却不以为然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取，沈先生讲的也有他的理由，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此次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下次接着谈。我将贵方的意见带回去交由中飞董事会讨论，我的权力范围是很有限的，希望郑县长沈先生能够理解。”

孔令飞想就此关上谈判大门，争执不下导致了冷场，郑天良急了，但他尽可能轻松地说：“国共两党还能坐到一起谈判呢，我们两岸合资方还有什么谈不成的事，经济谈判比政治谈判肯定要容易得多。”

尽管如此，晚宴上气氛仍然是相当友好的，郑天良很好地控制着酒桌上的氛围，使紧张严肃的谈判在此时变成团结活泼的感情交流。郑天良要让江本仁先生出席一下晚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