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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最长一次停电4个月。居民无法聊生，纷纷外逃。　日军开始限制人口外流，后无法解决供应，强迫驱赶居民出港。另外，抓 “抗日分子”与诱骗华工，押运到日本及日本占领区做苦役。 日军在香港设立慰安所500余间，除日本、韩国、中国内地的妇女外，　还有不少香港妇女遭日军蹂躏。 日军在香港实行军用票制，规定2港元兑换军用票1元。不到1年又宣布　4港元兑换军用票1元。到1943年6月30日，日军宣布一律停用港币，使用军　用票。居民所拥有的港币，结果变成一把废纸。日军借军用票搜刮了香港　大量财富，居民深受其害。 二战时，澳门偏安一隅，外逃的港民多去澳门。在外逃港民抗议日军　暴行的集会上，一位志士说：“英国人做海盗占领香港，但治理香港还颇有　绅士风度。而日本人，从占领到治理，彻头彻尾就是强盗！”在日治的3年　多时间，香港沦为人间地狱，人口从战前的160万人，锐减到60万人。 香港早期的陆地交通工具，首推轿子。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香港只　有婉蜒起伏的山径，除了轿子，什么交通工具都无法通行。其后港府开山　修马路，也只是沿海的一条皇后大道。 1843年，英人从马尼拉运来马匹马车，往返于中环与铜锣湾。马车的　线路有限，且价格昂贵，仍是中国的古老轿子大行其道。 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香港出现黄包车　（港人多叫其为车仔），黄包车　较马车灵活，价钱又低，很快在香港流行开来。到1896年，登记挂牌的黄　包车为585辆。 现代化公共交通工具——山顶缆车与有轨电车，分别出现在上世纪末　和本世纪初。缆车公司与电车公司均由洋人经营。这两种交通工具有个最　大的缺憾，就是必须行走于固定线路。 火车较电车稍晚几年出现，线路也是固定的，由南九龙油麻地总站过　罗湖桥通往广州。火车用于远程运输，不作为市区交通工具。 真正使市区交通发生质的变化的，是汽车的出现。不过这种变化较漫　长，最初的汽车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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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一辆汽车出现于1909年，车主是富裕的英国医生罗保。这种老　爷车的外形古怪，其实是当时马车的变种，只不过配有动力装置而已。车　速为10英里，比马车稍快点。罗保驶车去跑马地兜风，围观者人山人海，　仿佛争睹赛马。罗保大出风头，神气活现。 汽车大约用了3个月就坏了。罗保请马匹将汽车拉回私邸。罗保狼狈不　堪，当时香港无人会修汽车，汽车便放在私家花园供人观赏。很多人断言，　这种昂贵的时髦玩意，成不了气候。 1911年，港督卢押的座车从英国运抵香港，司机与修车师同时到达，　这是香港的第二辆汽车，这辆车比罗保的更高级，性能更好。到次年，香　港的汽车猛增到12辆。车主多为洋人，唯有一辆归华人所有——太白楼主　李宝龙。 1913年，香港开始出现货车和公共客车，车主是清一色的洋商。其后，　汽车货运业与客运业蓬勃发展，基本是洋商一统天下。那时，连众多的华　人都说这样的话：“这种洋车只能由洋人来包揽，我们华人只配经营轿子与　车仔（黄包车）。” 中华巴士 中华汽车公司又名中华巴士公司。中华已士公司的创始人是颜成坤与　黄旺财。 颜氏、黄氏都是从事交通运输业的，颜氏是从事陆地交通，开办颜氏　轿行：黄氏则跑海上运输，有一间黄记船务。 颜成坤父亲是香港最早一批轿行业主。那时的轿子分私轿与公轿两种。　私轿自然是大户人家的专轿，轿夫穿主人家的号衣，一路奔走，一路吆喝，　煞是威风。公轿是专门载客的、分简易与豪华两种，什么价钱坐什么轿。　那时的洋人，也都喜欢坐豪华轿，坐轿的感觉迥异于乘马车，下面有4个壮　汉扛着，人上人的感觉袖然而升。况且，马车去不了的地方，轿子都能畅　通无阻。 轿行传至颜成坤手中已有相当的规模。颜氏轿行又是轿行中的特殊行　业，它只做租轿生意。租轿者，一是置不起轿子的贫穷华工；二是办大事　的有钱华人，多时要祖百分顶。每日清晨，轿行外有许多穷人守在那儿，　租轿的管家租好轿子，随时可配齐轿夫。轿夫穿轿行的号衣，办事时，百　余顶轿子排成长龙，浩浩荡荡，蔚为大观。 颜成坤随父亲打理轿行生意时，正是汽车蓬勃发展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