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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问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大家都说出来，只要老铁我能办到的，一定让各位满意。”他又发了一圈烟。

大脑壳慢吞吞地说：“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你能不能帮我搞两瓶酒进来？”

牛瞎子也说：“这倒是个正经事，铁戈，帮我也搞两瓶。”

曹矮子、余友新等人也要两瓶，铁戈明白他们手上都偷偷地藏着钱，但这种犯忌的事不能说破。

他笑道：“伙计，麻木，一群麻木。”

大脑壳却另有高论：“在这个社会最底层里还要那么清醒有什么用？这大千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哪个想坐牢？不都进来了吗？无奈呀无奈，我看还是迷迷糊糊混刑期好些，我要是在这里太清醒早就愁死了，混吧，混一天少两个半天，这叫自我麻醉。”

“那好，中午吃饭时我就把酒带进来。伙计们，我想在这里再吃一次牢饭，以后怕是吃不成了。等一下我到外面去搞几个菜进来，大家喝一个告别酒。上了一通宵夜班大家都累了，你们去睡觉吧。我明天要走，时间很紧，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办事。”

众人都散去了。

铁戈拿着入狱时带进来的旧军用挎包正准备走，又有些人涌进十监号，请他把申诉信带出去邮寄。

铁戈跟这些人平时不怎么打什么交道，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球队宣传队这个圈子里的人，他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大刑期，不是死缓就是无期，最少也是二十年。这些人不把申诉材料交给干部，主要是想在干部那里留下一个认罪服法的好印象，以利于日后减刑。但同时又不想放弃彻底平反的希望，所以都趁这个机会托铁戈把申诉材料带出去。五队已经有几个人平反或改判出狱，但没有一个人让他们带申诉信出去。现在有多达二十几个人请他把信带出去，因为大家知道铁戈是个讲义气又敢作敢当的人，特别是他拒绝干部要他打彭定安的事更赢得了众多犯人的钦佩，所以才这样信赖他。

铁戈把所有的申诉信都放进军用挎包里仔细扣好带子，从容走到监狱大门口，哨兵查看了临时通行证后挥手放行。

他走上人行道两眼像贼似的仔细搜寻，不是看街景而是寻找邮筒。当他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一个邮筒后，却并没有立即把那些维系着重刑犯希望的申诉材料放进去，而是掏出一根烟假装避风点火的样子向四周观察，当他确信无人跟踪时这才拿出三五封信塞进邮筒。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敢保证真的没人跟踪，这几年的学习班和劳改生活让他变精了。他不认识监狱大部分干部，但大部分干部都看过他打球，也看过他在监狱那个旧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独唱，所以万一这事被干部发现了，至多只有几个人的申诉寄不出去而不会被一网打尽。也许这有些过虑，但他牢记小心无大错的古训。为了投寄这些申诉信，他硬是找了四个邮筒分别投寄。当他把最后几份申诉材料塞进邮筒后，好像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使命，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才悠然自得地点起一根烟慢慢地往回走。他知道这些申诉大部分可能被驳回来，但也许其中有的人说不定会平反或改判，毕竟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一两年里法院审理案件还是以极‘左’思路办案。特别是文革中的反革命案子，冤假错案的比例几乎占到百分之四十，对此他深有体会。而且他不认为思想犯是犯罪，既然如此思想犯就应该无罪释放，他正在为这些人恢复自由而努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今天的举动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他十分满意完成了这项任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他看了一下上午发还的手表，已是十点钟了，突然想起了他的另两个承诺：买酒和聚餐。于是又发疯似的往监狱方向跑去，他出来时看见监狱门前那条小巷子里有副食品商店和餐馆。他先到餐馆点了一个红烧肉，一个黄焖丸子，一个卤口条，一个卤顺风，全都要大份的。又秤了五斤兰花豆，然后去给大脑壳等人买了八瓶酒，再加上两包大前门的烟。因为要把菜拿进监狱去，他又交了十块钱的押金，拿着菜匆匆忙忙地去赶赴他和狱友们最后一顿牢中聚餐。

他把球队宣传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