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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夫大惊道：“我儿子真的没有审讯就判了刑？我去看他时他说过这事，所以坚决不服，我还以为他撒谎。汪院长你们法院咋能这么整？”

“老铁呀，这主要是因为地委给我们的压力太大，法院也是在地委的领导下工作嘛。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七六年夏天地委打算释放郎超雄等人。一是省高院认为郎超雄等人的言论和文章不构成犯罪，二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如果毛主席晚去世半年一年，郎超雄他们可能早就没事了。柳国夫还让县法院的董增财亲自把郎超雄提出来谈话，叫他出去以后不要再闹事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郎超雄他们是无罪的。如果真的有罪的话，早就判了，谁还敢放人　？http：//87book。com”汪院长端起茶杯呷了一口酽茶：“实际上我们地县两级法院大部分人都不主张判郎超雄，少数原来的保守派坚决要判，这里面涉及到派性的观点之争。我主张犯了罪就要判，无罪就不能判，也不该判。至于这个人的观点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是判刑的依据。虽然文革中造反派整过我，我也非常痛恨造反派，但从法律的角度处理案件只能看其是否触犯刑律，除此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判刑的依据。”

铁夫骂道：“一个人连审都不审就拉出去判刑，闻所未闻！简直是拿法律开玩笑。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法律？”铁夫气不打一处来。

“实话告诉你，文革开始后我们国家就没有什么法律，法院判刑依据的只有‘公安六条’。郎超雄把他们的判决书抄了一份寄给我，你看这里面只有一连串的‘恶毒攻击’的词汇，而没有依据刑法第几条第几款规定的字样，这就是‘恶攻罪’。吴晗不是写了一个剧本《海瑞骂皇帝》就被整死了吗？文革期间谁敢骂皇帝？不说骂你只要议论了中央某个领导人，就是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要按‘公安六条’来定罪的，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策的需要。文革期间那么多政治犯被枪毙了，你儿子还活着就算万幸，发脾气没用，来，抽根烟。”

汪院长递了一根烟给铁夫，自己也点上一根，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要说郎超雄和石庵村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看了他们的申诉材料，可以说他们的确是些敢于独立思考有独特政治见解的人。这群人读了不少马列的书，还有什么黑格尔、笛卡尔、普列汉诺夫的书，读得很深很细也很有见地。郎超雄、石庵村他们写的文章，不说我们中院就是整个红州地区也没有几个人写得出来。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是可以照抄照转的文件，那都是经过多少年的积累和思考得来的。记得董增财向我汇报时说：‘郎超雄这个人不好对付，他写了很多文章我们都看不懂，叫我们怎么审？我们说这个观点是反动的，他说这是马克思说的，在马克思的什么著作哪一章里就有。我们说他那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是列宁在什么著作里就有这个提法。结果搞得我和呼延庭长抱了一大摞马列的书放在审讯室里随时查找。这哪里是我们审郎超雄，完全是郎超雄在考我们。’直到今天董院长说的这些话我还记忆犹新。后来我亲自到预审室看董增财和呼延嵩审郎超雄，这人果然好一张利嘴，而且记忆力超群。这说明郎超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上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但是话要说回来，关于这个案件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种案子目前还解决不了，中院也不敢受理这样的申诉，还要放一放，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你也是老党员老干部了，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政法部门历来都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法院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算这个案子是枉法裁判我也不敢改判。当初判决郎超雄这个案子时地委也是等到四人帮垮台后两个多月才动手的，这就是要等待一个好时机。你不知道吧，我们法院判决案件时也会考虑时机问题，为什么很多死刑案件要等到过年过节时宣判，主要是为了起到一个震慑作用。目前中央正在甄别‘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这是一个信号。文革中出现了那么多冤案错案老百姓心里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