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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邵平走了。

按规定家属接见犯人，旁边一定要有干部监视。邵平不相信铁夫会给铁戈带违禁品或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所以放心地走了，再说他在一旁监视也难免让自己觉得尴尬。

铁戈和爸爸、妈妈、铁瑛坐在台阶上说话，还是妈妈细心，她问道：“你怎么瘦成这样？在监狱里够不够吃？”

“妈，我们搞纺织的做的是女工的事，定量也是女工的定量，每天一斤一两，只比看守所多二两，怎么够吃？这里又不是养猪场，不可能把犯人养得白白胖胖的然后杀了卖肉。不过上夜班时有三两面条，上中班没有夜餐，我的朋友们晚上处理事故就偷偷给我多报一份夜餐，再加上家里给我送来的三合粉，勉强过得去。”

汪寿龄这次又带了一些三合粉、白糖、藕夹、花生米和卤牛肉：“饿了就吃点，别把身体搞垮了，我们在家里省一口，就够你吃的，这些东西不要跟别人打伙吃。”汪寿龄嘱咐道。

“那怎么可能？吃独食不是我的性格。我们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谁家送来好吃的东西一帮玩得好的都来共产。再说我刚来这里时那么多人都帮过我的忙，我能吃独食吗？越是在这种环境中越是要互相帮衬、关照。你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家里有多困难。有一个叫刘武汉的人，他家就在武昌小东门，他爸是黄埔二期的国民党中将，跑到台湾去了。他妈妈一年只能来接见两次，眼睛都哭瞎了，每次来接见只能摸摸他。带点吃的就是一瓶蚕豆酱，刘武汉吃饭时还叫我尝尝，看了都叫人心酸。平常他很照顾我，总是偷偷的跟我报夜餐。在监狱里我们不谈谁是国民党的后代，谁是共产党的子弟，谈这些没有用，这里最讲现实。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此地不用阶级分，我们是第三次国共合作，我能吃独食吗？妈，我是你儿子，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当妈的应该最清楚。”铁戈笑嘻嘻地说。

这时铁夫不耐烦地插话道：“你个老娘们家家的，见了孩子说点正经事。那些东西你让他拿进去造，造完拉倒。我跟你说铁戈，现在形势变好了，政策也变了。这次你妹妹考上了大学，政审关也过了，这可真得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对这件事你怎么看？”铁夫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政治课，现在又抓紧机会教育铁戈。

铁戈说：“文革中停办大学本来就是错误的，全世界哪个国家没有大学？后来恢复了理工大学，搞什么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结果这种所谓的推荐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走后门，大批有权势有门路的人把子女塞进大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受教育都必须有特权，寒门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连封建王朝都知道唯才是举，全世界哪有这种扯淡的事？为什么批林批孔时三箭齐发中间还夹着批开后门？因为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特权阶层。邓小平恢复高考，顺应民心，是为国为民办了件大好事。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应该多想着为人民办点实事，不要搞那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假把戏。有很多官老爷嘴里叫着为人民服务，骨子里想的却是要人民为他自己服务，所以没人听他们虚伪的说教。对于恢复高考的事，我举双手赞成。我们犯人中间也在议论这个事，几乎全都说好。邓小平做的这件事在历史上肯定要大书一笔，这就叫顺应民心。中国人民会感谢他的，考上大学的人要感谢他，那些没有考上和以后准备考大学的人也会感谢他，这就是我的观点。”

“不错不错，你能这样看问题我很高兴。铁戈啊，只要政策变好了，往后的形势还要好，我们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好，老百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铁戈第一次在接见时没有和父亲发生争执，父子俩都很愉快。

接着汪寿龄又说：“你妹妹考上武汉医学院，我放点钱在她那儿，以后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写信让她办，那个叫刘武汉的你就多照顾点。我们从红州来不太方便，以后就由你妹妹来接见。”

铁戈问道：“钱呢？”

汪寿龄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铁戈劈手夺过来说：“还不如放在我这里，想买什么我让外劳的犯人给我买，放铁瑛那里远水不解近渴。”

“监狱允不允许？”汪寿龄问。

“什么允不允许？老娘啊，你的思想怎么还这样僵化？我没有提审就把我给判了，法律允许吗？监狱里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越是不允许我就越是要反着来。我还要用这钱买烟，这就叫特事特办。手上有银洋，心里总不慌。”

说完又拉开父亲的手提包，把里面大半瓶酒和两包星火的烟揣进口袋里。

“我中午刚喝了三两，你就都拿去了？你他妈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