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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真实太单纯了？人家在纸上画个饼，我们就真的拿它充饥。人家在墙上画个海洋，我们就真的去搏击风浪。人家指着天上画了一个圆圈我们就以为那是太阳，还要去沐浴它温暖的阳光。祝平啊，我们都太年轻，都太书生气了，不谙世事呀！”铁戈一声长叹，唏嘘不已：“伙计，你们这个案子是个怪事。批判主犯和从犯，首犯却不批判，这真是海外奇谈，你不是骗我吧？你看你一个团支部书记，又准备入党，上了大学以后你真是前途无量啊，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呢？”

祝平解释道：“我七三年底下放到竹林公社一个知青点上，因为我的样板戏唱得好公社宣传队看中了我，调我去宣传革命样板戏。这个宣传队一共才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必须一专多能。那些人个个都是好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我除了唱戏好以外，还能搞创作，是宣传队公认的笔杆子。宣传队里有个人叫张济平，原来是‘巴州星火’的宣传部长。他看过很多书，笔杆子也很好，口才更好，我们很谈得来。有一次他跟我谈到要成立一个学习马列著作的小组，叫我写一个学习章程。我一听觉得这是好事，于是就在纸上随手写了几条给他。其实以后并没有人参加这个小组的学习，我和他也只是各看各的书，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到了七五年长航来我们县招工，因为我在下放时劳动生产搞得最好，大队第一个推荐我参加工作，就这样我来到武汉，而且再也没有和张济平联系，也没有回巴水。我在单位工作搞得很出色，各种专刊都是我一手操办的，我积极靠拢组织，领导也有意培养我，一年后我就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谁知我走后张济平又跟别的公社宣传队队员王子建商量成立学习小组的事，被别人听见报告给公社，把我也牵连进去了。刚开始抓我回巴水时只是拘留，公安局说我犯了错误，等到转成逮捕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好，这是要把我当反革命整啊！在看守所预审员就说我是首犯，他们说这个章程就是反动组织纲领。所以我在公判大会上很想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没人批判我。铁戈，这说明了什么？”

铁戈想了想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尚在想象之中的学习小组，仅仅只有一个学习章程，而这个章程又只是个规章制度并没有反动言论。第二，你们并没有正式成立组织，更没有活动，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总不能批判一个空洞的学习章程吧？”

祝平冷笑道：“正因为这个学习章程没有一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他们无法进行批判，所以把我晾在一边。又因为那个章程是我写的，所以把我当做首犯。还有一件怪事，这个王子建我从来也没见过，一个仅有三个人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倒有一个部下不认识，岂非咄咄怪事？”

铁戈无限惋惜地叹道：“祝平，仔细想想吧，你真以为我们中国人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如果真的想要拥有这些自由并且把它付诸实践，你就会失去自由，这就是轻信的代价就这么简单。唉，你一个团支部书记，又考取了大学，本来是前程无量的，就让这一张逮捕证给他妈毁了。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怎么还是文革的老一套？左得吓人！”

“到武汉以后，我一个下面县城里来的人在武汉人看来就是乡里人，所以我必须卖力地工作。我的字写得不错，又爱好美术，每年的元旦、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国庆单位里办的专刊，都由我组稿、审稿、改稿、编排，字是我写的，画是我画的，平时局长的报告也是我写的，局长很器重我，一年工夫我就由宣传干事提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局长要我写入党申请书，要介绍我入党，局长和几个副局长是真心喜欢我，没想到这事把我毁了。”

“你怎么会和‘巴州星火’的人搞到一起？你是不是造反派？”

“不是。我是五六年生的，文革时期我才多大？‘巴州星火’的宣传部长张济平其实就是个回乡务农的高中毕业生，头衔倒是吓人，可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再说我要是造反派，局长还能培养我？我在单位里表面上是宣传干事，实际上是局长的半个秘书。我们局长出差只带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就是我。那时候真是春风得意呀，宣传科一个蛮漂亮的叫江茜的姑娘跟我谈朋友，她的父母亲都同意。唉，现在我是刑也判了，团籍也开除了，大学也上不成了，朋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祝平神色黯然。

“你呀，就像哲学里说的螺旋式运动。不过事物的发展是螺旋是上升，你却是螺旋式下降，经历了巴水——武汉、武汉——巴水、巴水——武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