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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报。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换头术”事件的由来，最终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重大罪名之一。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当时不知实情的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安亭卧轨拦截火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性情刚烈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压下去！”陶铸不知道张春桥从江青那里摸到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所以才敢表态。陶铸还在工交座谈会上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这很明显就是刘少奇搞的那一套，大大地触怒了毛泽东，这样陶铸的政治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陶铸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他与江青无论如何也搞不到一块，他曾对夫人曾志说：“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日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一月四日，“打倒陶铸”这一惊人的消息就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一月八日，在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有了毛泽东的金口玉言打倒陶铸就成了钦定的铁案，陶铸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

一月四日和五日王洪文带领手下分别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一月六日，上海曝出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特大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和以徐景贤为首的“机联站”以及学生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大会宣布了三项通令：“一、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七天内向全上海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由此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就是震惊全国著名的“一月风暴”。一月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二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强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整了那些党内走资派以后，事情还不算完，接下来就是要“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全面“夺权”。直到这时文革的本质越来越明晰地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是摧毁各级政权，然后再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重建各级政权。

毛泽东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缔造者，又是这个国家体制最大的破坏者，更是这个国家体制最大的维护者。从江西红军时期整肃“AB团”，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再到建国后的“反右”、“反右倾”、“社教”、“四清”，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他始终交替扮演着“破坏者”和“维护者”这两个绝然相反互相矛盾的角色，而在文革中表现得犹为突出。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程的不断深入，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成功，各级当权派特别是省部级的当权派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强烈的。